“标准是死的，但地上附着物的估价、林木的成色认定……这里面的弹性，郑股长您比我在行。”秦建国压低声音，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屯的要求也不高，就是希望能把这补偿款，算得‘实在’一点。毕竟，砖窑还能重建，蜂场也能搬迁，都需要启动资金不是？” 他特意在“实在”两个字上加了重音。
郑股长放下酒杯，仔细打量着秦建国，似乎在权衡。他当然明白秦建国的意思——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高估补偿价值，这里面多出来的部分，自然有操作的空间。
“建国啊，”郑股长慢悠悠地说，“为集体争取利益，是好事。不过……这核算起来，需要很多‘具体’的材料和‘证明’，工作量很大啊……”
秦建国立刻接口：“这个您放心！屯里一定把材料准备得详详细细，清清楚楚！绝不给领导添麻烦！” 他说着，将那个装着香烟和酒的网兜，往郑股长那边推了推，网兜底下，隐约露出一个用报纸包裹的、方方正正的东西的轮廓——那是他提前准备好的五十块钱。
郑股长的目光在网兜上停留了一瞬，脸上露出了更深的笑容：“好说，好说。都是为了工作嘛！你们先把材料报上来，我们一定……认真研究，实事求是！”
从郑股长宿舍出来，夜风一吹，秦建国打了个寒颤，但心里却有一股火在烧。他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更危险的钢丝。与郑股长的这种交易，是在刀尖上跳舞，一旦出事，就是万劫不复。
但他没有退路。他不仅要利用这次征地，为靠山屯，也为自己，攫取一笔合法的、或者说看似合法的启动资金。他看中的，不仅仅是那点补偿款的回扣，他有一个更大的图谋——他要借此机会，参与到砖窑和蜂场的“重建”或“转型”中去！
第二天，他找到赵大山，将昨晚与郑股长“沟通”的结果（隐去了行贿细节）告诉了他，强调要尽快准备详尽的材料，把砖窑的建造成本、蜂群的规模价值往高了报。
赵大山将信将疑，但看到了一丝希望，立刻组织人手去办。
与此同时，秦建国开始频繁地在屯子里走动，尤其是那些在砖窑和蜂场干活、或者家里有壮劳力的社员家。他不再仅仅是以指挥部干部的身份，更多是以老支书的姿态，与他们谈心，分析矿山建设带来的机遇。
“征地是阵痛，但也是机会！”秦建国对围拢过来的社员们说，“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砖瓦！咱们有技术，有劳力，补偿款下来，完全可以找个新地方，建一个更大、更好的砖窑！不光供应矿山，还能往外卖！”
“还有蜂场，林子没了，可以往更深的山里迁，或者，咱们可以试着养更多的家蜂！矿山来了这么多人，蜂蜜还怕卖不出去？”
他描绘的蓝图，带着现实的考量和对未来的憧憬，极大地安抚了惶惑的人心。社员们觉得，这个见过世面的老支书，总能带领大家找到出路。无形中，他在屯子里的威望和影响力，借着这次危机，进一步提升。
几天后，靠山屯上报的征地补偿材料，经过郑股长“实事求是”的核算，批复下来了。补偿金额比赵大山等人预想的要高出不少！虽然依旧无法完全弥补损失，但足以让屯子缓过气来，并且有了重建副业的启动资金。
屯子里一片欢腾，赵大山对秦建国更是感激不尽。而秦建国，也如愿地从郑股长那里，得到了一笔“辛苦费”——一百块钱。这笔钱，拿得他心惊肉跳，却又觉得理所应当。
更重要的是，他顺势向赵大山和屯委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成立一个“靠山屯工副业生产小组”，由他牵头，利用这笔补偿款和屯里的劳力、技术，负责砖窑重建、蜂场搬迁，并尝试拓展其他为矿山服务的项目，比如组织劳力承包一些土石方工程，或者成立一个马车运输队。
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社员的拥护。大家都相信，跟着秦建国干，有钱赚，有盼头。
就这样，秦建国巧妙地利用矿山征地这场危机，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财路，化解了潜在的威胁，更成功地从一个边缘的护林员、指挥部的普通干事，转身成为了靠山屯集体工副业的实际掌舵人！他手中掌握的，不再是隐秘的黑市交易网，而是光明正大的集体经济资源！
他站在即将重建的砖窑选址上，看着忙碌的社员和远处矿山工地的尘烟，眼神深邃。他知道，一条更宽阔、也更复杂的路，在脚下铺开了。他积累财富的方式，必须随之改变。以前是偷偷摸摸的狩猎和倒卖，现在，他要堂堂正正地，利用这时代的浪潮和手中的资源，去搏一个更大的未来。
他摸了摸怀里那封刚收到的、沈念秋报告石头小家伙的信，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真切的笑意。距离目标，似乎又近了一步。但前方的风浪，也必将更加汹涌。他不仅要面对市场的风险，还要应对指挥部内部可能存在的眼红和倾轧，更要时刻提防着郑股长那样的“合作伙伴”反噬，以及……公安那双或许从未远离的眼睛。
山林在轰鸣中改变着模样，而秦建国的命运之舟，已经驶入了更广阔的，却也暗礁遍布的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