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威力巨大的能量武器，其使用边界在哪里？”一位负责法律与伦理的顾问严肃提出，“若用于防御，自然无话可说。但若……若用于主动攻击，甚至……斩首行动，其带来的道义和政治风险，将不可估量！我们是否会开启一个无法控制的潘多拉魔盒？”
“更何况，”另一位安全官员补充，“这套系统的存在本身，就是巨大的诱惑和靶子。我们必须考虑技术泄露、内部人员被策反、乃至系统被敌方电子战手段劫持的极端情况！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支持者则认为，在强敌环伺、手段用尽的当下，拥有终极威慑力量是保障生存的唯一途径。“是等着别人用更肮脏的手段来消灭我们，还是掌握能让他们忌惮的力量？这根本无需选择！”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了武器的“可控性”与“使用授权”上。沈未央作为研发者，被要求对此进行评估。他的回答依旧基于理性：“从技术层面，可以设置多重物理锁和电子密钥，确保发射权高度集中。但技术无法解决所有伦理问题。最终，使用它的，是人。”
而陈源工程师的牺牲，如同一块投入北地内部池塘的巨石，激起的波澜远超技术层面。
一方面，他的事迹被大力宣扬，成为“为国献身”的楷模，激励着无数科研人员和青年学子。但另一方面，一种隐晦的、带着悲观的论调也开始在部分人群中滋生、流传。
“搞科研……太危险了……”
“投了那么多钱，死了那么多人，就为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
“还不如多造几辆‘龙吟’战车实在……”
甚至有人暗中质疑，将如此多的精英和资源投入到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前沿科技，是否值得？这种声音与之前质疑新政的暗流悄然合流，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消极情绪。
霍聿枭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罕见地没有谈论宏图大略，而是提起了陈源。
“陈工走了，很多人心里不好受，我亦然。”他的声音低沉，“有人问，值不值？我想，陈工在推开助手、护住晶片的那一刻，心里想的，绝不是‘值不值’。”
“他想的，是‘必须成’。”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栽树的事。可能我们看不到树长成参天的那一天，但我们的后人，可以。这就是值！”
他的话语掷地有声，暂时压下了杂音，但潜藏的纷争与迷茫，并未完全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