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临时顶替老舅来当管理员的，他是个老铁路，摔伤了腿，非得让我来顶这春运的半个月班。老舅交给我钥匙时，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含糊地说：“小周，公寓里啥房间都能动，就十三号房……尽量别安排人。”
我当时没多想，春运忙得脚打后脑勺，哪有空琢磨这些。直到腊月二十三，那个男人第一次出现。
那天晚上十点多，外面下着细雪，我正登记着一个调车员的入住信息，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带进一股刺骨的寒气。他站在门口，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式铁路制服，深蓝色，款式很老，领口别着两个红领章，戴着一顶大檐帽。脸白得不像话，像蒙了一层霜。
“十三号房。”他的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
我抬头看他，心里咯噔一下。公寓确实还有空房，但十三号房在最角落，常年闲置，老舅特意嘱咐过的。我犹豫着说：“同志，十三号房暖气不太好，给您换间朝阳的吧？”
他摇摇头，重复道：“十三号房。”
那双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浑身发冷，不是北风吹的那种冷，是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意。我没再坚持，递过登记簿。他签名的动作很僵硬，手指细长苍白，名字写得龙飞凤舞，我只能勉强认出姓“陈”，后面两个字糊成一团。
收了钥匙押金，我看着他走向走廊深处。奇怪的是，他的脚步声几乎听不见，而且楼道里的声控灯在他经过时全都不亮。
第二天清晨六点，我按惯例查房，敲十三号房的门却无人应答。用备用钥匙开门后，房间里整整齐齐，床铺没有丝毫睡过的痕迹，只有一股淡淡的煤烟和铁锈味。桌上的钥匙押金条下，压着崭新的房费。
我翻开登记簿，想再看看那个模糊的签名，却发现昨晚明明是他亲笔写下的名字，现在变得更淡了，像被水浸过一样。
接下来的几天，他每晚准时出现，只要十三号房。清晨消失，房间整洁如初。我开始留意他，发现他走路时右腿有点跛，制服的左胸别着一枚小小的金色哨子，已经磨得发亮。
腊月二十八那天晚上，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等他入住后，悄悄走到十三号房门外。我把耳朵贴在冰冷的木门上，隐约听见里面传来细微的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哼着什么调子，断断续续的，像是老式的铁路进行曲。
“小周，干啥呢？”身后突然传来声音，我吓得差点跳起来。
是住在二楼的老信号工王大爷，他端着茶缸，皱着眉头看我。
我支支吾吾地说看看客人缺不缺东西。
王大爷压低声音：“那间房，春运期间别管太多。老话了，几十年都这样。”
“为啥？”
王大爷摇摇头，不肯多说，只道：“反正就春运这十几天，过去了就没事了。”
我心里发毛，回到值班室后，翻出往年的登记簿。这公寓从七十年代就开始营业，纸页已经泛黄发脆。我找到历年春运期间的记录，果然，从1978年开始，每年春运，十三号房都有客人入住，签的都是那个模糊的“陈”姓名字。
我的手开始发抖，又跑去公寓后院那个堆杂物的旧档案室。在满是灰尘的档案柜里，我找到一沓泛黄的事故报告。
1978年1月，春运高峰期间，一列从沈阳开往哈尔滨的旅客列车在夜间运行中与一列货运列车相撞。正值严冬，线路结冰，制动失灵。客运列车的列车长在最后时刻仍然通过车厢疏散乘客，自己却没能逃出来。事故造成四十多人死亡，列车长陈树生殉职，年仅三十二岁。报告附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面容清秀的男人穿着铁路制服，胸前别着一枚哨子。
我的心跳得厉害，跑回值班室，找出最近几天的登记簿，仔细对比那个模糊的签名——陈树生。没错，就是这个名字。
那一晚，我几乎没合眼。脑子里全是那个穿旧制服、面色苍白的男人。他是鬼魂吗？为什么每年春运都要回来？为什么偏偏是十三号房？
第二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在他来的时候多问了一句：“陈同志，您……是跑哪条线的？”
他愣了一下，这是几天来我第一次尝试和他交谈。他那双过于漆黑的眼睛看了我好久，才轻声说：“哈大线。”
声音飘忽得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那……那趟夜车？”我声音发颤。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拿起钥匙走向走廊。这次，我注意到他的制服背后有一片深色的污渍，像是干涸的血迹。
腊月二十九，春运最忙的时候到了。公寓住进了更多临时休息的铁路职工。深夜，几个年轻的乘务员在值班室旁边的休息室喝酒聊天，声音很大。我走过去想提醒他们小声点，却听到他们在讲铁路上的灵异故事。
一个满脸通红的小伙子说：“我师傅说，每年春运，那些出事的老线路特别容易‘不干净’。七八年哈大线那起事故知道吧？听说现在偶尔还有司机在雾天里看到那列火车呢，车头都撞瘪了，还在那儿跑……”
我手里的登记簿啪嗒一声掉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