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哪来的勇气，颤声回答：“烧、烧了，炕热乎着呢。”
老人的脸上似乎浮现出一丝安慰，慢慢躺了回去，冰柜门也随之轻轻合上。
我瘫坐在地，浑身被冷汗湿透。
第二天，我向后勤处打听马德福家的情况。主任翻出档案，叹了口气：“老农民，从山东逃荒来的，在东北五十多年，儿子去年工伤没了，就剩个孙子，听说叫狗剩。”
我心头一震。
那晚之后，我再也无法平静地看待这份工作。每个送来的死者，都不再是一具冰冷的遗体，他们有过怎样的念想，有过哪些放不下的人？
老主任看出我的变化，有天晚上特地拎了半瓶白酒来找我。几杯下肚，他红着眼眶说：“长生，这地方不干净，大家都知道。可你有没有想过，为啥那些‘东西’老是徘徊不走？”
我摇摇头。
“因为活着的人没好好送他们。”他抿了一口酒，“咱们这儿，好多老人是突然走的，心里还揣着念想。我爷爷那辈人说，人死后要是念想太深，就会‘回魂’，了了心愿才能安心上路。”
我想起马德福老人那句“热炕头”，忽然明白了什么。
三天后，马德福的孙子狗剩来办手续。是个瘦小的年轻人，眼睛红肿，手里拎着个破旧的布包。
“爷爷最后那几天，一直说冷，说想回老家睡热炕。”狗剩哽咽着说，“可老家早没亲人了，我们哪来的路费？”
我沉默片刻，说：“你等等。”
我走进停尸房，对着马德福的冰柜轻声说：“马大爷，狗剩来了，他好好的，您放心走吧。等开春了，他一定带您回老家，睡上热炕头。”
冰柜静悄悄的，但空气中那股紧绷的感觉似乎松弛了些。
狗剩临走前，我从工资里抽出十块钱塞给他：“给你爷烧点纸，在十字路口烧，念叨念叨，让他别惦记了。”
年轻人千恩万谢地走了。
说来也怪，从那以后，停尸房多余的脚步声少了，冰柜再也没自己滑开过。我依然值夜班，依然独自搬运遗体，但心里不再那么害怕。每次安置新来的逝者，我都会轻声问一句他们的名字，听听送行家属讲述他们的故事。
有个投河自尽的女教师，我听说她是被学生批斗想不开，就在她入柜前说：“您教的孩子们都记得您的好。”
有个在矿难中去世的汉子，我听说他最爱喝高粱酒，就在值班时洒了半杯在停尸房门口。
老主任说我疯了，跟死人说话。我只是笑笑，没解释。
一九七六年春，我终于被调到了后勤仓库。交接那天，我把停尸房的钥匙擦得锃亮，交给接班的年轻人。他脸上是和我当初一样的忐忑。
“夜里听到什么动静，别怕。”我拍拍他的肩膀，“都是些想家的人。”
走出停尸房那座老建筑，春日的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我想起马德福老人对热炕头的执念，忽然理解了——那不只是对温暖的渴望，更是对归宿的向往。
多年后，我退休在家，偶尔还会想起那段岁月。听说老停尸房早就拆了，新建的殡仪馆宽敞明亮，再没有那些“不干净”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