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深夜，我梦见自己穿着铁路工人的制服，在风雪中沿着铁轨行走。前方有灯光，我拼命向前跑，却听见身后有日本兵的叫喊声和枪声。我怀中紧揣着一卷纸，不知是什么，但知道比性命还重要。
醒来时，枕头已被泪水浸湿。
我把梦告诉福山叔，没敢说镜中鬼影的事，只说是反复做的梦。福山叔抽着旱烟，沉默良久，说：“你梦见的可能是陈铁柱，他是给抗联送情报时被叛徒出卖的。日本人把他抓到这里公开处刑，杀鸡儆猴。”
“您怎么知道？”
福山叔吐出一口烟：“我亲眼见的。那年我十二岁，躲在二楼看热闹的人群里。陈铁柱被打得浑身是血，就是不低头。最后断气前，他高喊‘革命自有后来人’。”
我怔住了——《革命自有后来人》，正是《红灯记》原来的名字。
公社汇演前一晚，我们在礼堂做最后彩排。正当我唱到“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四海为家……”时，汽灯突然闪烁起来，整个舞台明明灭灭。
就在这一明一暗中，我清楚地看见，舞台上不止我们演员的身影。
在我身后，站着一个清晰的、穿着旧式铁路制服的男人，他面容刚毅，眼神坚定，随着我的唱词做着动作。不只是他，舞台上还隐约出现了其他身影——日本兵、围观群众，仿佛一九四三年的惨剧正在重演。
我吓得几乎忘了词，但奇怪的是，嘴巴却自动唱了下去，声音比平时更加洪亮悲壮。我瞥了一眼台下，福山叔和小芳他们都睁大了眼睛，显然也看到了什么。
彩排结束后，谁都没提这事。那个年代，有些事只能看破不说破。
正式汇演那天，公社领导全来了，台下坐满了人。演出出奇地成功，当我唱到“雄心壮志冲云天”时，感觉背后那股力量前所未有地强大，仿佛不是我在表演，而是通过我，另一个生命在舞台上重生。
演出结束，掌声雷动。鞠躬谢幕时，我恍惚看见舞台一侧，那个铁路工人的身影对我微微点头，然后渐渐消散。
从那以后，排练时背后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
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样板戏渐渐不再流行。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离开家乡前，特地到已经破败的村礼堂看了看。
在后台那面老镜子前，我驻足良久。福山叔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
“陈铁柱的冤屈洗清了。”福山叔突然说，“上个月县里来了人，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他当年护送的情报，挽救了一支抗联队伍。”
我望着镜中自己已成熟许多的面容，忽然明白，那年的经历不是简单的鬼故事，而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借着一出戏、一个少年的身体，完成了它的回归与正名。
“他为什么选择我？”我终于问出这个困扰我十年的问题。
福山叔笑了笑：“因为你爷爷和陈铁柱是表兄弟，你长得有几分像他年轻时候。”
这一瞬间，一切都有了答案。血液中的联结，比任何外在的联系都要牢固。
多年以后，我已成为一名历史教师。在课堂上讲到东北抗联的历史时，我总会提起这段经历——当然，说是“民间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