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深秋，铁西区一家老国企的办公楼里，四十二岁的行政科职员张卫东正盯着抽屉发愣。
那是个仅巴掌大的杨木人偶，粗糙得像是孩童的玩具，却让他浑身发冷。木人身上密密麻麻扎着缝衣针，背部用红色墨水写着一行小字——正是他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墨水晕染开来，如同干涸的血迹。
“这他妈是啥啊？”同科室的李大勇凑过来看了一眼。
张卫东慌忙用报纸盖住木人，强装镇定：“没啥，孩子落这儿的玩具。”
他清楚地记得，上周人事科副科长岗位竞聘，只有他和王志强两人入围。会上他当众指出王志强经手的办公用品采购账目有问题，第二天全厂就传开他“背后捅刀子”的闲话。
张卫东悄悄把木人塞进公文包，手指触碰到那些针尖时，莫名一痛，一滴血珠沁了出来。
那天傍晚，他骑车回家时链条无故断裂，险些被一辆疾驰的桑塔纳撞上。司机探出头骂了句“找死啊”，他连连道歉，推着坏掉的车子往家走，心头笼罩着不祥的预感。
到家后，他把木人拿给妻子玉梅看。玉梅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从小听多了这类邪乎事，脸色顿时白了。
“这是有人给你下了咒啊！”她翻来覆去看着木人，手指颤抖，“咱妈说过，这叫‘五鬼钉头术’，扎的是人的三魂七魄。”
“净瞎扯，哪有什么神神鬼鬼的。”张卫东嘴上这么说，却想起上个月母亲刚讲过，老家辽阳有个包工头得罪了人，家里被发现这种木人后，不出半年就车毁人亡。
玉梅不管他反对，当即拿起木人，拔掉了上面的针。可奇怪的是，那些针孔周围开始渗出暗红色的液体，像是血，又带着一股刺鼻的腥臭味。
“明天我请假，去北市场找个明白人看看。”玉梅坚定地说。
张卫东一夜无眠。凌晨时分，他仿佛听见客厅有细碎的脚步声，像是好多小脚丫在奔跑，出去看却空无一人。
第二天玉梅真的请了假，回来时带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老太太姓金，朝鲜族，眼睛亮得吓人。她一进门就皱起眉头，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张卫东的书房前。
“这东西不是普通的诅咒，”金老太太语气凝重，“木人只是引子，邪祟已经跟着你了。”
她指着书房角落：“那儿是不是死过什么东西？”
张卫东猛然想起，半年前家里的老猫就是在那个角落病死的，当时他和玉梅还难过好久。
金老太太摇摇头：“这咒太凶，我破不了。下咒的人用你的血做过引，普通的化解根本没用。你们得找到下咒的人，或者找个道行更高的。”
玉梅急问：“谁能破？”
“抚顺有个老萨满，姓金，是我本家叔叔，九十多岁了，轻易不出山。”金老太太写了个地址，“但能不能请动他，看你们的造化了。”
送走金老太太，张卫东依然半信半疑。可接下来几天，怪事接连发生。
先是他的体检报告查出胃部有阴影，需要复查；接着他走路时莫名其妙踩到钉子，不得不去打破伤风针；然后是儿子在学校跟人打架，摔断了胳膊；最后是玉梅下岗的通知下来了。
一连串打击让张卫东开始相信，这木人诅咒恐怕真的不是无稽之谈。
更诡异的是，拔掉针的木人身上的红色字迹越来越深，甚至开始微微发热。有一天玉梅惊恐地发现，木人的面部似乎越来越像张卫东，连那颗眉梢的痣都隐约可见。
“不能再拖了，”玉梅坚决地说，“明天就去抚顺。”
第二天一早，他们把儿子送到姥姥家，踏上了去抚顺的客车。一路上张卫东心神不宁，总觉得有双眼睛在背后盯着。
老萨满金大爷住在抚顺郊区一个偏僻的村庄。他们找到那座低矮的土房时，已是下午三点多。老人瘦小干瘪，盘腿坐在炕上，眼睛半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
听完他们的叙述，老人久久不语，最后长叹一声：“这咒是用‘绝户法’下的，不给人留活路啊。”
他点起烟袋，烟雾缭绕中开始吟唱无人能懂的歌谣。突然，他睁开眼睛，盯着张卫东：“你得罪的不是一般人。那人用自己的阳寿做代价，也要拉你下水。”
张卫东脑海中闪过王志强那张总是挂着假笑的脸，又觉得不太可能——多大的仇恨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