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整理李先生书房时，发现了陈默给李先生留下的那一本旧日记本的。
深棕皮质封面磨得发亮，边角沾着星点茶渍，翻开第一页是姐姐的字迹：“二豆又把数学考了满分，这孩子，将来定要读大学。”
字迹清瘦劲挺，和陈默递来的照片背面题字如出一辙。
日记本里夹着张泛黄的合影：扎麻花辫的年轻女人背着帆布包，怀里抱着个穿蓝布衫的小男孩——正是姐姐和幼年的李先生。
背面写着：“1965年秋，送二豆去县中报到，他说长大要当工程师，给我盖带暖气的房子。”
他总嫌我管得严。”李先生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指尖轻轻抚过照片里姐姐的脸，“那年我要考大学，他把自己攒了三年的粮票全塞给我，说‘姐供你读书……’。
可姐夫在厂里当学徒，每月就那点钱……”
他喉结动了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姐夫在饭桌上摔了碗，说‘供不起两个学生’。
我急了，说‘我自己打工’，姐夫拍桌子：‘你当钱是大风刮来的？
你姐为了照顾好你，把默默交给了我年迈的父母照顾，连工作都辞了去做临时工！”
“是我前世欠你们姐弟的。”说完我姐夫摔碗而去。
窗外的树叶沙沙响，李先生的声音轻得像飘在风里：“我当晚就收拾行李走了。
走的时候，姐追出来塞给我个布包，里面是她结婚时的银镯子，还有她做临时工攒的一些钱……
后来我才听说，我姐为了凑我的学费，去纺织厂上了夜班，咳了半年的血。”
再后来我把那银镯子，和姐姐塞给我的那些钱，买了那件蓝色的丝绒礼服，我总感觉那些钱和银镯子是我偷来的……
李先生此刻眼睛望着天花板，像是陷入了遥远的回忆……
日记本最新一页停在1978年，姐姐的名字被反复描摹：“豆豆姐走了。
医生说她走前还攥着我给她买的这个玉镯子，说‘是她对不起父母，没把这个弟弟留住，把她逼走了’。”
“我找了她二十年。”李先生合上日记本，指腹蹭过封皮上一道浅浅的划痕，“后来听说她再婚了，没有带陈默，姐夫带走了陈默，她又离了，后来姐姐生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