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一沉，挂掉后又换了个号码重新打过去——结果还是一样，无法接通。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我愣在原地，握着发烫的手机，脑子里乱成一团：她这是……不想给我工资了吗？
我下意识摸了摸手机，仿佛指纹还留在上面。
能开门又怎样？
此路不通。
难不成我还真进去“自助”结算工资？
那可真是手痒惹祸，要步“大兰姐”的后尘了。
想到自己差点为三千块上演法制剧情，我自个儿都乐了………
第八节：包内乾坤
日子照旧过着，我继续在洪女士家工作，但心底那份知晓秘密的不安，让我的每一次擦拭和整理都变得小心翼翼。
有一次，我例行整理她那一柜子的名牌包。
当我拿起她最常背的那只精致手提包，想用软布拂去表面灰尘时，包口的搭扣可能没锁紧，我无意中一拉，内衬便敞开了。
就这一眼，让我瞬间僵在原地，心里“咯噔”一下——妈呀，这可了不得了！
我本以为里面装的会是些重要文件或精致化妆品，可映入眼帘的，却是各式各样、型号齐全的计生用品，甚至还有几个造型大胆的“快乐”用品。
她……她又不是推销这些产品的销售。
我这心当时就“怦怦”狂跳起来，像做了贼一样，手忙脚乱地把拉链拉了回去，将包稳稳地放回原处，还特意调整了好几次角度，生怕留下任何动过的痕迹。
我呆立在衣帽间柔和的光线下，心里却翻江倒海。
那只价值不菲、象征着品位与地位的手提包，内里竟是这般景象。
一种难以言说的鄙夷混杂着震惊涌上心头：她这……这简直是连那些明码标价的外围女也不如啊！
我心里像揣了只兔子，七上八下直闹腾……
强烈的好奇心，像一只无形的手，再次推着我走向那个危险的边界。
没过几天，我趁着打扫主卧的机会，鬼使神差地又一次悄悄翻开了那本藏在抽屉深处的日记。
这一次，里面的内容更是震得我头皮发麻！
她用一种近乎记账般的口吻写道：“下一个目标，我要睡够1000个开发商。”
“哎呀！”我下意识地低呼出声，手一抖，日记本差点脱手。
我的眼珠子惊得都快掉出来了，三观被彻底震碎！那个在阳光下温文尔雅、谈吐得体的洪女士，那个容貌美丽、举止端庄的洪女士，私底下竟然是……是这样的人！
我啪地一声合上日记，胸口剧烈起伏着。
“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句老话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日记里冷冰冰地记录着，她如何周旋于各式富商之间，那些三四十万的奢侈品手提包，对她而言，就像买棵白菜一样轻松，说买就买，花钱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退出了她的卧室，靠在走廊的墙上，需要深深呼吸才能平复内心的惊涛骇浪。
这个光鲜亮丽的房子，在我眼里，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藏着无尽秘密和欲望的旋涡。
洪女士犯法了——这个认知让我心头一跳，报警的念头像条件反射一样蹦了出来。
但下一秒，我就甩甩头，把自己拉回了现实。
我算哪路神仙？
跑去充什么正义使者？
这点工资对我家是活命钱，对她那摊子事，不过是九牛一毛。
我一个小保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这么好的差事要是丢了，哭都来不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份清醒，我还是有的。
第九节：荒唐的怀孕
过了段时间，洪女士竟怀孕了——要命的是，她自个儿都弄不清这孩子到底是谁的——那几位“候选人”，她压根对不上号。
那几天她没去上班，吩咐我：“阿姨，帮我熬个滋补的汤吧，要老火慢炖的那种。”我应了声，便在厨房里准备食材，守着砂锅小心看火。
正忙着，就听见她在客厅打电话，声音又娇又软，内容却吓人一跳：“张总呀~有件事要告诉你呢，我怀孕了……算算日子，应该是你的。你说这可怎么办呀？”
电话那头说些什么，我竖着耳朵也听不清。
只看见不到一个钟头，一个脑门冒汗的秃顶老男人就急匆匆来了，他手里拎着个沉甸甸的黑色手提包，往茶几上一放，语气慌张地说：“洪小姐，这……这里是一点心意，你自己处理吧！务必处理干净！”说完，像身后有鬼撵似的，头也不回地溜了。
你猜怎么着？
那天下午，洪女士又拨通了电话，台词都差不多，就是换了个人：“李总啊，是我……有件喜事要告诉你，我怀了你的孩子呢！”
好家伙，接下来两天，她这套说辞跟广播似的，轮番播报。
我也不知道后面接电话的那几位王总、赵总是怎么解决的，反正洪女士瞧着一点儿不愁，反倒挺开心。
过了三天，估计她的电话也打完了，她让我陪她去医院做了手术。
回来后，我依着她的吩咐，每天变着法子给她熬当归乌鸡汤、鲫鱼豆腐汤。
在家养了半个月，看样子，她反而很开，感觉她啥也不用操心，洪女士的脸色反而红润透亮了起来，精神头比之前还足。
第十节：曲散人终
在洪女士家工作的第三十七天，我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却震惊地发现她家门上竟贴了白色的封条——她家被查封了！
我赶紧掏出手机打她电话，那头只有一遍遍的忙音，无人接听。
后来才辗转得知，洪女士被抓走了。
一时间我心里五味杂陈。
可转念想到她那些不堪的所作所为，又觉得她今天是咎由自取。
领了一个月的工资，就应该离开，自己真是有点傻冒了。
转念一想：“早知老婆死，卖了活人妻了，我能猜到她近期会被抓，我就不用当保姆了，我拿着一张小纸，画个八卦去城隍庙门口摆个卦摊得了。”
“嘿嘿”，我自我解嘲的笑了笑。
望着那冰冷的封条，我满脑子只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她家被封了，我这七天的工钱，该找谁去要？
想到洪女士，一个体面的公务员。
白天她妆容精致地出入机关大楼，和领导同事谈笑风生，一副积极亲和的模样；可谁又想得到，背地里她竟用姿色和身体铺路，游走于各色男人之间换取利益和奢侈品。
我不甘心，就去了她单位想讨个说法。
结果领导只冷冷地回了一句：“她现在人不在，有事等回来再说。”我再想追问，对方已经爱搭不理地转身走了。
我憋着一肚子闷气朝外走，却在单位大门口碰巧看见一位相熟的邻居在那儿做保安。
我赶紧去旁边小店买了盒中华烟塞给他，借着抽烟的工夫，总算从他口中打听出了些内情。
原来，单位前阵子内部审计，查着查着，就牵出了洪女士和供应商之间不干净的账目往来。
再加上她手提包里那些不堪的物品传言，生活混乱的事也包不住了。
一时间，她在单位里形象崩塌，同事侧目，领导震怒。很快，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了。
工资没要到，我郁闷地回到家，坐在电脑前越想越气。
一菲小姐欠我半个多月的工资，人失踪了；洪女士欠我七天工资，又被抓了。
我辛辛苦苦干了将近一个月，到头来全是白忙活！
哎，除了自认倒霉，还能怎样呢？
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懊恼，原本想写点什么的思路，也瞬间断了……
第十一节：白忙活
回到我那租来的小屋里，看着空荡荡的钱包，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
一菲小姐欠我17天工资，洪女士这儿又差七天，加起来差不多一个月的工钱就这么打了水漂。
这可不是小数目，是孩子的学费，是家里的柴米油盐。
我瘫坐在旧沙发上，摸着一菲不要的那绵软的羊毛地毯，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越想越憋屈。
凭什么她们一个拍拍屁股玩失踪，一个违法犯罪进了局子，到头来却是我这个老老实实干活的人吃亏？
我们这些出力气赚钱的，就活该被欠薪吗？
那股子邪火在胸口窜来窜去，烧得我坐立难安。
我猛地站起身，在屋里来回踱步。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做点什么。
第十二节：键盘上的“复仇”
我的目光落在了墙角那张旧电脑桌上。
那台二手笔记本电脑，还是儿子上大学时淘汰下来给我的，说让我没事看看剧，写写东西。
对，写东西！
一个念头像电光石火般闪过。
洪女士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她日记里记的，她电话里说的，她包里藏的……我不是都看在眼里了吗？
我不能明着去闹，难道还不能把它们写出来吗？
我几乎是扑到电脑前，按下了开机键。
屏幕亮起，映照着我因激动而有些发红的脸。
我打开那个平时只用来记菜谱和开支的文档，手指放在键盘上，却忍不住微微发抖。
这不是害怕，是一种混杂着愤怒、委屈和一丝隐秘兴奋的情绪。
洪女士，你风光的时候，我在你眼里就是个打扫卫生的保姆。
现在你倒了，你的那些丑事，总该有人把它记下来！
我开始敲打键盘。
先从第一次偷看日记的震惊写起，写她如何利用职务收钱；再写她包里那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写她如何用娇滴滴的声音给不同的“总”打电话，说怀了孩子；写那些脑门冒汗的男人如何提着钱袋上门……
我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揭开一道伤疤，但又带着一种奇异的快感。
我把洪女士光鲜亮丽的外表和肮脏不堪的内里，一字一句地摊开在文字里。
我给她起了个化名，叫“红姐”，故事里的保姆，就叫“刘阿姨”。
写着写着，天就黑了。
“青啊！我都饿死了，你怎么不给我做饭啊？”
婆婆喊着我做饭！
才把我从遥远的思绪里拉出来。
我连灯都忘了开，只有屏幕的光照亮我专注的脸。
此时我忽然觉得自己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了，
我已完全沉浸在了用文字构建的那个世界里。
这次，比我之前写的任何小说都要顺畅，因为所有的细节都是真的，所有的情绪都憋在心里太久。
我不是在创作，我是在倾倒，在控诉。
“我饿了，快饿死了……”婆婆又在催促。
我无奈的看了一眼电脑，起身去做饭……
第十三节：投稿
一连好几天，我除了出去接点零星的短工，剩下的时间全都泡在了电脑前。
我把在洪女士家那三十七天的所见所闻，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足足有好几万字。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把压在心口的那块大石头挪开了一点。
可是，写出来之后呢？就让它躺在电脑里吗？
我想起了之前在一个写作论坛里看到过，有个本地的都市晚报在征集“身边的故事”，要求真实、接地气。
我心头一动。
鼓起勇气，把文章精心修改了一遍，确保隐去了所有真实姓名和可能暴露隐私的细节，然后按照报纸上留的邮箱，把稿子投了过去。
点击“发送”的那一刻，我的手心全是汗。
我知道，我可能什么都得不到，甚至石沉大海。
但做完这件事，我心里反而奇异地平静了下来。
我为自己挣不回的工钱，找到了一种另类的“结算”方式。
邮件发出去半个月，一点回音都没有。
我心想果然没戏，到底是我写得不行。
可又不甘心，照着报纸上别的文章样子改了又改，硬着头皮又投了一次。
第十四节：余波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
我继续通过大美丽接一些零散的家政活，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关于洪女士的案子，偶尔能从新闻上看到一点零星报道，说是“案情重大，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我再也没去过那个小区，也刻意不去想那扇贴着封条的门。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正给一户新雇主家擦玻璃，手机突然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自称是《都市晚报》的编辑。
“是刘女士吗？您投来的那篇《作家保姆刘青青》，我们主编看了，觉得特别真实生动，想问问您，能不能在我们报纸的‘市井人生’栏目连载？我们会支付您相应的稿费。”
我握着手机，愣在了擦了一半的玻璃前。
窗外的阳光有点刺眼。
稿费？我的那些字，换到了钱？
半晌，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带着点不敢置信的颤抖：“……行，行啊。”
挂了电话，我继续擦玻璃。看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我忽然想起洪女士说过的那句话：“不过是把分内事做到极致罢了。”
我好像，也在用一种她绝对想不到的方式，把我“分内”的所见所闻，做到了某种“极致”。
玻璃被我擦得锃亮，映出窗外明晃晃的天空。
我叹了口气，心里说不清是释然， 一股熟悉的臭味飘来——婆婆又拉在床上了。
我叹了口气，却没有往常那么烦躁。
这日子是臭的，脏的，可我知道怎么把它收拾干净。
就像我心里那些事，写出来了，反倒能晾一晾，不再憋得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