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人力和人才涌入，固然能够助力华夏经济的腾飞，但也极大的减轻了日本这个战败国的负担。
这是最致命的一击。
每当抗议情绪开始积聚，政府并不总是单纯依靠暴力镇压（尽管必要时他们毫不犹豫），而是会适时地放出更多的工作名额、提高些许礼金标准、或者承诺改善输出人员家属的配给。
这些实实在在的活路，一次又一次地瓦解了抗议者的决心。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立即获得食物让家人活下去的诱惑，远远大于一个虚无缥缈、并且充满危险的革命未来。
于是，一幕幕极具讽刺意味的场景出现了：前一天还在街头高喊口号的失业工人，第二天可能就为了家人能拿到“先锋币”配给，而默默登上了前往华夏的货船。
那些曾对政府表达不满的家庭，在町内会官员带来“适龄女子报名优待券”时，陷入了痛苦的沉默，最终选择了妥协。
革命的激情，在生存的绝对逻辑和根深蒂固的忍耐力面前，迅速消散。
日共的运动，就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虽然激起了一阵涟漪，但潭水很快便恢复了它那深不见底的平静。
底层民众的愤怒是真实的，但他们的忍耐力与对“活路”的渴望，更是真实的。
这股力量，最终扼杀了任何改变的可能。
北京，一间朴素的办公室内。
翔宇先生放下手中的电文，揉了揉眉心，语气带着一丝惋惜：“日共这次的运动，组织得还是太仓促了。底层民众的苦难是真实的，但缺乏有效的引导和坚强的核心，最终还是被瓦解了。可惜了啊，我们本来期望他们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坐在他对面的稼轩先生，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冷静而务实。
“翔宇同志，日共的成败，是日本内部矛盾的体现，我们至多是个外部因素。”
他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现在，我们自己的局面是，东北亟待重建，东南沿海的工业布局刚刚起步，全国的土地改革也进入了关键阶段。可以说，新中国每一天都在消耗海量的资源和精力。”
他顿了顿，观察了一下周恩来的神色，以他带着情报工作者的审慎语气说道：
“党外的一些朋友，和政府的一些部长，最近在不同场合都流露出一种担忧。他们钦佩我们国际主义的胸怀，但也委婉地提出，希望政府能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集中力量先把自家的事情办好。”
他点到为止，没有具体说是谁，但信息的来源和分量已然足够。
“我们同情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这是我们的立场。但是，如果因为过度关注外部，而影响了我们自身的恢复与建设，甚至让国内的朋友们产生了疑虑，觉得我们‘好高骛远’，这……恐怕会得不偿失。”
稼轩先生的语气，有些苦口婆心，眼下的形势不同于革命时期，很多事情要三思而后行。
对于党派有利的事情，不一定对国家有利。
要是日共掌控了政权，之前好不容易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又该怎么办？
难道要全部废除？
这一点，光是党内的同志都未必愿意妥协，更别说先锋军的周司令了。
到时候会引发的混乱局面，光是想一想，他都觉得头皮发麻。
“稼轩同志，你说得对。”翔宇先生缓缓点头，目光变得坚定起来，“是我有些理想主义了。当下，确实没有什么比巩固我们自己的政权更重要。只有我们这里建设好了，才能真正成为世界革命的稳固后方和榜样。”
他拿起那份国内经济简报，语气已然转变：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外事工作要服务于国内建设这个大局。关于支援日共的具体事务，我们会严格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不能让党外的朋友们，以及我们的人民，觉得我们忽略了自家百废待兴的现实。”
稼轩先生点了点头，他的提醒已经到位，而翔宇先生的从善如流，也确保了国家机器能够继续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沿着最符合现实利益的道路前行。
翔宇先生觉得有点憋闷，怎么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支援日共是一时冲动？
这件事情，他和周辰也通过气了。
周辰明确的告诉他，如果日共能上台，中日有望实现长久的和平。
这不就是明摆的支持吗？
只是他不知道的事，周辰对日共没有什么兴趣，只是想看着日本爆发内战，然后血流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