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热的血液浸透了身下的布料，也为他效忠的“帝国”幻想画上了句号。
拥挤的掩体里，一名得知消息的曹长呆呆地望着手中妻儿的照片。
良久，他猛地将照片揣入怀中，一言不发地走出掩体，在周围士兵惊愕的注视下，将南部十四式手枪塞进自己嘴里，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枪声在寂静的阵地前显得格外刺耳，他的身体重重倒下，惊起一片尘土。
类似的情景，在沈阳城内的多个角落上演着。
对于这些选择自我了断的日军而言，肉体上的死亡，远比精神上承受战败投降的“屈辱”来得轻松。
在不久的将来，类似的场景，也会在日本四岛上面频繁上演。
而更多的日军士兵则在军官的带领下，开始麻木地整理装备，清点弹药，准备走出他们固守多时的工事，向城外的中国军队，交出他们的武器。
消息传回日本本土，如同在早已千疮百孔的社会躯壳上，给予了沉重的一击。
没有激昂的“一亿玉碎”的呐喊，也没有了早期狂热的战争叫嚣，弥漫在列岛上空的，是一种近乎窒息的绝望。
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报纸的号外标题触目惊心：“《济南条约》签署”、“帝国前所未有的屈辱”、“巨额赔款与战犯引渡”。
人们围在报栏前，沉默地阅读着每一个字，脸上是麻木与难以置信交织的神情。
有人手中的饭团掉在了地上，也浑然不觉。
没有爆发大规模的骚乱，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街头巷尾，昔日悬挂的“武运长久”标语早已在风雨中褪色破损，如今更像是一种无情的讽刺。
酒馆里挤满了人，却无人喧哗，只有沉闷的饮酒，醉倒的人伏在桌上，口中喃喃咒骂着“马鹿”、“国贼”。
在广大的农村，无数家庭的门楣上，依旧挂着象征家有出征士兵的“荣耀”旗帜，如今却变成了冰冷的死亡通知。
当战败和屈辱条约的消息随着邮差、村公所的公告传来，村庄里响起的，是撕心裂肺的哀嚎。
失去了儿子、丈夫、父亲的妇女和老人，跪在简陋的神龛或佛龛前，拍打着地面，哭喊着亲人的名字，质问着为何牺牲了一切却换来这样的结局。
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千人针”腹卷，成了无用的废布；写满鼓励话语的“日之丸”国旗，被悄然收起，藏入箱底，不忍再看。
支撑了多年的战争信念瞬间崩塌。
“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大东亚共荣”，这些曾经被奉为圭臬的口号，在冰冷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可笑。
人们开始反思，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
无数的生命、破碎的家庭、耗尽的国家财富，最终换来的竟是战败条约——割地、巨额赔款、引渡战犯，每一项都像是在民族的尊严上狠狠剜了一刀。
条约中巨额赔款的消息，让本就因战争而濒临崩溃的日本经济看到了更深的深渊。
物价开始不受控制地飞涨，黑市横行，民众手中本就微薄的储蓄急速贬值。
领取配给物资的队伍排得更长，人们的脸上写满了对饥饿与寒冷的担忧。
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期盼中的解脱，反而像是打开了另一个更加艰难时代的闸门。
东京，大藏省某间灯火通明的办公室。
《济南条约》的墨迹未干，一场无声的“战争”已在日本国内悄然展开。
为了支付那足以压垮数代人的天价赔款，日本政府这部庞大的机器，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效率高速运转起来。
一项名为 “东亚亲善人口交流计划” 的顶层设计被迅速推出，下设“女子部”与“技术人才部”。
一夜之间，政府的宣传画贴满了大街小巷，画面上不再是凶悍的士兵，而是面带微笑、手捧“先锋币”礼金的日本少女。
背景是华夏繁华的都市景象。
广播里，甜美的女声循环播放：“跨越海峡，缔结良缘，为了帝国的未来，也为了你个人的幸福。”
报纸上开辟专栏，讲述那些“成功”嫁往华夏的女性如何过上“富足”生活，并强调她们寄回家的外汇如何支撑了家人的生存。
官方摒弃了所有带有强制色彩的词汇，取而代之的是 “报国新娘” 这一充满奉献色彩的称呼。
同时，社区町内会（街道居委会）的长老和官员们，开始频繁“拜访”家有适龄未婚女性的家庭，言语之间充满了“国家艰难，尔等当挺身而出”的道德压力。
拒绝的家庭，会在配给、就业等方面感受到无形的排斥。
对于技术工人的动员，则更加系统化和“市场化”。
政府宣布，任何自愿报名前往华夏工作的技术工人，其家庭所欠的各类国家税款、战争公债，将根据其技术等级，予以部分甚至全部抵扣。
同时，华夏雇主承诺支付的“高薪”中，一部分将以“先锋币”直接支付给其在日本的家人，这在日元形同废纸的当时，是致命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