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中心的电话被打爆，有媒体追问，有同行咨询，更有来自海外合作方的担忧和质询。
甚至连国内的一些相关部门，也打来了询问电话，希望他们能对此事做出更详尽的说明。
张建民团队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一位年轻的研究员在组会上忧心忡忡地提出：“霍尔教授说的……未必全无道理。数据隐私和安全性，确实是我们之前考虑不够周全的地方。是不是应该暂缓下一个患者的接入，先把这些伦理框架补上？”
“暂缓？”另一位核心工程师立刻反驳，“每暂缓一天，外面就有无数个‘林天明’在绝望中等待！技术本身没有罪，难道因为菜刀可能伤人，我们就不用它切菜了吗？”
会议室内争论不休，气氛压抑。
张建民紧锁眉头，双手交握放在桌上，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他热爱科研，专注于技术突破，却从未想过有一天要站在伦理的风口浪尖，应对如此复杂的公共质疑。
就在这时，梅小丽来了。
她没有带助理，一个人径直走进了气氛凝重的会议室。
她穿着简单的商务套装，步伐沉稳，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是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最后落在张建民身上。
“张博士，还有各位专家，”她开口，声音清晰而平静，仿佛外面滔天的声浪与她无关，“我都知道了。技术上的事情，你们是专家，我完全信任。但关于外面的声音，关于‘该不该做’的问题，今天我想说说我的看法。”
她走到窗前，看着楼下康复花园里，正在家人陪伴下进行复健的其他患者，其中不少人是慕名林天明的效果而来，眼中燃烧着渴望。
“我不懂那些复杂的伦理模型，但我懂得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梅小丽转过身，目光灼灼，“我们做这件事的初衷，是为了让像林天明这样的人，能够自己喝一杯水，能够有尊严地活下去。这份‘自主选择活下去的尊严’的权利，难道不是最根本的人权吗？”
她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坚定：
“技术风险，我们承认，所以我们要投入更多去完善安全、去建立防火墙。社会公平，我们重视，所以我们在推进商业化的同时，已经同步规划了针对贫困患者的援助基金。但是，不能因为存在未来的、潜在的风险，就剥夺当下真实存在的、一个个具体的人获得新生的机会！”
“对于那些质疑，我们要做的不是关上大门，而是更勇敢地打开窗，让阳光照进来。我们可以邀请国内外 ethicist（伦理学家）、媒体、甚至公众代表，组成独立的伦理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我们的研究和应用。我们可以将数据保护方案公开，接受第三方审计。我们可以坦诚地讨论所有可能的风险，并公布我们的应对策略。”
“我们要用行动证明，商业化的目的不是为了攫取暴利，而是为了让最前沿的科技，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惠及更多需要它的人。梅家做企业，赚钱很重要，但有些东西，比赚钱更重要。”
梅小丽的话，像一阵沉稳的风，吹散了会议室里的些许迷雾和焦躁。
她不是在压制讨论，而是为讨论指明了方向——不是“做或不做”，而是“如何做得更好、更负责任”。
张建民深吸一口气，一直紧绷的肩膀微微放松了下来。
他看向梅小丽，眼神里充满了感激和重新燃起的斗志。“梅总，我明白了。我们不会停止脚步，但我们会把每一步，走得更加扎实、更加透明。”
随后，梅小丽亲自参与了危机应对小组。她指示团队，不是去硬碰硬地反驳霍尔教授的每一个观点，而是以一种开放、谦逊却自信的姿态，向全球公众阐述梅家的理念和措施。
他们迅速起草了《脑机接口技术应用伦理白皮书（初版）》，公布了患者援助基金计划，并向包括霍尔教授在内的多位国际知名伦理学家发出了担任独立伦理委员会委员的邀请。
与此同时，林天明的妻子，一位温婉但坚强的中学教师，在征得丈夫同意后，主动接受了一家权威媒体的采访。
她没有谈论宏大的伦理，只是平静地讲述着丈夫受伤后的绝望，以及那天看着他重新自己拿起水杯时，全家人的泪水和希望。
“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风险，”她对着镜头，握紧丈夫无法动弹的手，眼中含泪却带着笑，“但我知道，如果没有这个技术，我的丈夫连面对风险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自己看书、能尝试用机械臂做一些简单的动作，他觉得自己又像个‘完整’的人了。对我们家来说，这就是一切。”
这段朴素而真挚的采访视频，在网络上的播放量迅速超过了千万。
人性的温度，很多时候比冰冷的逻辑更能打动人心。
舆论的风向，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商业化交付的喜悦，与伦理困境的碰撞，并未就此终结。前路依然漫长，质疑也不会完全消失。
但梅小丽和张建民都清楚，他们已经闯过了最艰难的第一关。脑机接口的商业化航船，在驶向广阔深海的同时，也已将了望塔上的伦理灯盏，擦拭得更加明亮。
这艘船，承载着技术的锋芒，也背负着生命的重量，正谨慎而坚定地，破浪前行。
有时，科技改变生活，真的需要有人，有企业，敢于担当，勇于实战，闯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