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艳一眼就认出，那是周建国的笔迹！
她一页一页地翻下去，心跳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
【1990年8月，织布车间女工刘桂花，手指卷入机器，截肢。厂方以“操作不当”拒赔。周副厂长三次申请，垫付医药费300元。（附：刘桂花按手印收据）】 【1991年底，锅炉工赵大年，矽肺病加重，家庭困难，年货申请被拒。周副厂长挪用厂里废旧物资处理款200元，购置米面油送至其家。（附：赵大年妻子感谢信碎片）】 【1992年改制前夕，三车间集体抗议赔偿标准过低。周副厂长连夜起草补充补偿方案，被厂办驳回。记录：需再想办法。】
一桩桩，一件件，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金额、甚至残留的票据碎片……像一幅斑驳却无比清晰的画卷，在她眼前缓缓展开。
这里面，有周建国的妥协、他的无奈，但更多的，是他在那个僵化溃败的体制夹缝中，所能做出的、极其有限却从未停止过的挣扎和努力！
那笔六万七的挪用公款，在这本沉甸甸的记录册背景下，忽然呈现出一种无比复杂、令人窒息的悲剧色彩。
它依然是错误，是犯罪，无可辩驳。但它似乎……并非源于纯粹的贪婪和堕落。
小艳的视线彻底模糊了，滚烫的泪水毫无预兆地涌出，大滴大滴地砸落在那些泛黄的、承载着无数卑微挣扎与渺小善意的纸页上，晕开一小片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她终于明白，周建国那句“我欠的”，背负的究竟是怎样的重量。
那不仅仅是一笔钱，那是一整个时代轰然倒塌时，砸在几个小人物身上，无法挣脱、只能试图用血肉之躯去稍微垫一垫的、沉重的废墟。
她紧紧抱着那本记录册，像抱着一段滚烫的、充满悲怆与矛盾的历史，哭得不能自已。
梅母始终沉默地坐在旁边，轻轻拍着她的背，就像小时候那样。
直到小艳的哭声渐渐平息，她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平静：
“人啊……有时候就像那旧衣服上的破洞，补丁摞补丁，针脚歪歪扭扭，难看得很。可只要那根针线还在手里，没扔，就总想着……还能再缝一缝。”
第二天，小艳带着那本沉甸甸的记录册，以及她这些天收集来的工人证词，再次走进了县检察院。
这一次，她的脚步不再虚浮，她的眼神不再仅仅是惶恐和乞求，而是多了一种复杂的、沉重的坚定。
她将所有的材料，郑重地放在检察官的面前。
“这些都是……关于棉纺厂，关于周建国，还有一些……可能被忘了的人的证据。”她声音平静，却蕴含着力量，“该怎么判，法律说了算。但我觉得，这些……也不该被忘了。”
负责案件的检察官仔细地翻看着那本独特的“工会记录册”，表情越来越凝重。他看得非常慢，非常仔细。
办公室里只剩下纸页翻动的沙沙声。
许久，他抬起头，看向小艳，目光复杂，最终化为一声轻轻的叹息。 “情况……我们了解了。这些材料很重要，我们会纳入考量。”他的语气，比起之前的公事公办，似乎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温度，“法律不外乎人情，但前提是，事实必须清晰。”
走出检察院，深秋的阳光苍白无力，却依然有些刺眼。
小艳抬头望了望天，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一口积压在胸中许久的浊气。
清算还在继续，结局尚未可知。
但有些东西，在她心里，已经悄然不同了。那坚冰般的恨意与失望，在接触到那段复杂悲怆的真相后，似乎裂开了一道缝隙，一种更为沉重、却也更加复杂的理解，如同缓慢渗出的地下水，开始无声地流淌。
她知道，她和周建国之间，横亘着法律的审判、道德的责问、以及无法磨灭的伤害。
但那份记录册，像一束微弱却执拗的光，照见了废墟之下，或许并非全然是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