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夜，深沉而静默。
白日里的喧嚣被稀释成零星几声遥远的狗吠和偶尔驶过的拖拉机的突突声，更反衬出这平房小院的寂静。
屋里只亮着一盏瓦数很低的昏黄灯泡，光线勉强驱散桌案一小片范围的黑暗，将梅小艳和周建国的身影投在斑驳的墙壁上，拉得忽长忽短，随着灯丝的轻微闪烁而晃动，一如他们此刻焦灼不定的心绪。
桌上，摊开着那份《关于合作成立“康乐康复中心”的计划书（草案）》。纸张被反复摩挲，边缘已经卷曲，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条款，像一道道冰冷的沟壑，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周建国闷头抽着烟，劣质烟草的辛辣气味弥漫在狭小的空间里，他的眉头拧成一个深刻的“川”字，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的哒哒声。
“还差两万。”他终于嘶哑地开口，声音像是被烟熏过，带着浓浓的疲惫和无力感，“我算尽了所有的门路，能借的，能凑的，都在这儿了。”他指了指桌上那叠数额不一的钞票和一些皱巴巴的存折，“房租押金、最简单的康复器械定金、首批药材采购……这点钱，刚够塞牙缝。后续的运营，人员的开支……根本不敢想。”
小艳坐在他对面，双手手指冰凉。
她一遍遍核对着那些数字，仿佛多看几遍，就能凭空变出钱来。周建国报出的每一个数字，都像一块巨石，压在她的心上。
两万块！
在九十年代初，这对于两个几乎掏空了家底、还背着一身潜在债务的人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
她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似欲被这冰冷的现实几乎浇灭。
她想起白天去走访的几个可能的资助对象。街道办两手一摊，表示没有这项预算；县残联倒是同情，但资金审批流程漫长，远水难救近火；去找了几个据说发了财的个体户，对方一听是搞“慈善康复”，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直接摇头，话语里透着精明与疏离：“小艳，不是我们不支持，这赔本的买卖……唉，难啊。”
难道，真的要就此止步了吗？
放弃那个能给王大姐、李阿姨她们一个避风港的梦想？
眼睁睁看着她们在绝望中沉沦？
小艳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窒息般的疼痛。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轻微的、熟悉的脚步声，伴随着一声小心翼翼的呼唤：“小艳？睡了吗？”
是母亲。
小艳愣了一下，赶紧起身去开门。周建国也下意识地掐灭了烟头，略显局促地站了起来。
梅母端着一个粗瓷碗走了进来，碗里是冒着热气的糖水鸡蛋。“夜里凉，给你们煮了点吃的。建国也还在啊。”她的目光扫过桌上摊开的文件和那叠显眼的钱，又看了看两人愁云惨淡的脸色，心里顿时明白了七八分。
她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将碗放在桌上。
“妈，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睡？”小艳接过碗，触手是温热的暖意，一直凉到心底的温度似乎回升了一点点。
“睡不着，心里惦记着。”梅母叹了口气，在旁边的旧藤椅上坐下，昏黄的灯光照着她花白的头发和写满沧桑的脸庞。她的目光再次落在那份计划书上，沉默了片刻，轻声问：“……还差多少？”
小艳鼻子一酸，几乎要落下泪来。她强忍着，低声道：“还差……不少。妈，您别操心了，我们自己再想办法。”
“想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梅母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一样敲在小艳心上。
她看着女儿憔悴的脸颊和眼泡的乌青，又看了看一旁沉默不语、同样被沉重压力压弯了腰的周建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颤巍巍地站起身，走进了里屋。留下小艳和周建国面面相觑，不知母亲要做什么。
里屋传来轻微的翻动声，像是打开了某个老旧的箱子和匣子。
过了一会儿，梅母捧着一个用深蓝色土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袱，慢慢地走了出来。她的动作庄重而缓慢，仿佛捧着什么极其珍贵的东西。
她重新坐下，将包袱放在膝头，枯瘦的手指仔细地、一层层地解开那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布包。
每解开一层，她的神情就愈发凝重一分，眼神里流淌着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有追忆，有不舍，更有一种决绝。
最后一层布揭开，露出了里面的东西——是一个暗红色的、漆面有些斑驳脱落的老式木匣子。
匣子上了锁，梅母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一枚小小的、已经磨得发亮的铜钥匙，插进锁孔。
“咔哒”一声轻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匣盖被轻轻打开。柔软的红色丝绒衬垫上，静静地躺着一只手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