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料峭得能钻进骨头缝里。风裹着沙砾，呜呜地刮过信访局所在的那条胡同，像无数根冰冷的针，扎在每个过往者的脸上、手上，更扎在心里。
这条胡同，像是被城市繁华遗忘在褶皱里的一块灰色伤疤，窄得两人并排走都得侧着身子，头顶是纵横交错的电线，脚下是坑洼不平的土路，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此刻虽无雨，却积着黑褐色的污垢，散发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劣质煤烟的呛人味，人群攒动的汗酸味，还有一种更沉郁、更绝望的气息，像陈年老窖里的霉味，渗在空气里，挥之不去。
胡同两旁的墙壁，早已看不出原本的砖石颜色。一层叠一层的申诉材料糊满了墙面，有泛黄的信纸，有粗糙的牛皮纸，还有油印的传单，用糨糊粘，用钉子钉，用绳子捆，层层叠叠，鼓囊囊的，像一块巨大的、正在流脓的疮疤。
字迹更是五花八门，有工整的楷书，有潦草的行书，还有歪歪扭扭、几乎难以辨认的笔迹，红色的、黑色的、蓝色的墨水在岁月侵蚀下变得模糊，却依然能看出字里行间的愤懑与哀求。
更多的材料没地方贴了，就用麻绳系着，一束束挂在胡同中间那棵光秃秃的槐树枝桠上。
风一吹，那些纸就哗啦啦地响，无助地飘荡着，像一面面招魂的幡，在料峭的春风里诉说着无人听闻的冤屈。
最触目惊心的是那些用鲜血写成的控诉，暗红色的字迹凝固在粗糙的纸上，有的已经发黑，有的还带着些许湿润的光泽，仿佛能看到书写者割破手指时的决绝，感受到那份深入骨髓的痛苦与不甘，无声地在风中嘶吼。
梅小艳缩了缩脖子，把领口又拉紧了些。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工装，蓝色的布料已经泛出灰白，袖口磨得起了毛边，裤脚沾着些尘土。
她双手搭在轮椅的扶手上，掌心因为用力而泛白，推着轮椅艰难地在人群中穿行。
轮椅的轮子碾过凹凸不平的地面，发出“吱呀吱呀”的呻吟，每一下颠簸，都像是碾在她的心上。
轮椅上坐着的是王芳。
几年不见，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脸色苍白得像宣纸，嘴唇干裂，起了一层层的皮。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像两簇在寒风中拼命燃烧的火焰，不肯有丝毫熄灭的迹象。
她穿着一件旧棉袄，领口敞开着，露出里面洗得发黄的衬衣。右腿空荡荡的裤管被仔细地掖在身下，裤管末端垂着，随着轮椅的晃动轻轻摇摆，出用了很多年。
“慢点儿，小艳。”王芳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身体的疼痛和心里的焦灼。她微微侧过头，看着身边摩肩接踵的人群，眉头紧紧地皱着。
“嗯，芳姐，你坐稳了。”小艳应着，放慢了脚步，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坑洼和别人丢下的烂菜叶。
她们身边，聚集着十几个男男女女，都是从各地赶来的。
有个中年男人，右边的袖子空荡荡地晃着，显然是没了右臂，他左手拄着一根磨得光滑的木拐杖，每走一步都要晃一下，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有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一辆比王芳的轮椅还要破旧的轮椅上，轮子都有些歪斜了，他不停地咳嗽着，咳得腰都弯了下去，每一声咳嗽都像是要把肺咳出来；还有个年轻女人，左边脸上从额头到下巴有一道狰狞的疤痕，像一条扭曲的蜈蚣，她总是下意识地用手挡着，眼神里满是自卑和愤怒……
他们的共同特征，除了身体的残缺，还有眼神里那份深入骨髓的疲惫，像是长途跋涉了很久很久，再也走不动了。但在疲惫之下，又藏着一丝孤注一掷的决绝，那是被逼到悬崖边上，只能背水一战的勇气。
这些人，都是王芳这些年在深圳、在各地辗转时联系到的工友。他们都曾在流水线上、在工地上拼命干活，却在工作中遭遇了严重的工伤。
有的是被机器轧断了手脚，有的是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伤了脊椎，有的是吸入了有毒气体伤了肺……可到头来，黑心老板卷款跑路了，工厂互相推诿责任，赔偿标准低得不够治伤，工伤鉴定更是难上加难，一个个都陷入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
他们就像是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车轮下，被无情碾碎又轻易抛弃的“零件”，没人问津，没人在乎。
小艳低头看了看怀里紧紧揣着的东西，那是一个用硬纸板做封面的本子，边角都磨圆了。里面是一份用复写纸誊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草案）》，字迹有些模糊，但每一条都清晰可辨。
这份草案，是她和王芳在蛇口那间昏暗潮湿的出租屋里，托了无数关系，找了一个又一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的。纸页已经被她们摸得有些发软，却承载着她们最后的希望。
装订这份草案的“线”，很特别——是十几条洗得发白、叠在一起的“五一牌”棉布月经带的线带。那是王芳的主意，那天晚上，王芳坐在床沿，手里摩挲着那些用过多年的线带，眼神里闪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光：“小艳，就用这个绑。这是咱们女人身上最私密也最坚韧的东西，跟着咱们走南闯北，经了多少事，吸了多少血和泪，却从来没垮过。用它绑着，就像把咱们的血泪和命都绑在这法条上了！老天爷要是有眼，就该让它管用！”
小艳当时听着，眼泪就掉了下来。她用力点了点头，接过那粗粗线带，小心翼翼地把草案一页页装订好，像是在完成一件神圣的仪式。
此刻，小艳看着那些在风中飘摇的血书，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声音——有压抑的哭诉，“我儿子还躺在医院里等着钱做手术啊……”；有卑微的哀求，“求求你们，行行好，给我们指条路吧……”；还有愤怒的咒骂，“那些黑心的老板不得好死！这些当官的怎么就不管管我们啊！”……她的心像是被无数根细针扎着，密密麻麻地疼，疼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她深吸了一口气，攥紧了轮椅的扶手，推着王芳，和工友们一起，沉默而坚定地向着胡同深处那扇紧闭的朱红色大门挤去。
那扇门不算大，却漆得油亮，门环是黄铜的，在灰暗的胡同里显得格外刺眼，像一个冷漠的符号，象征着遥不可及的权力，也象征着他们唯一能抓住的希望。
然而，希望的门槛，高得让他们望尘莫及。
日复一日，他们天不亮就来排队，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登记窗口的玻璃冰冷冰冷的，里面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接过他们的材料，随手丢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堆里，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等着吧，会有人处理的。”“材料不够，回去补全了再来。”“领导很忙，没时间见你们。”……那些程式化的话语，像一把把冰冷的刀子，割在他们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
有时候，遇到不耐烦的保安，还会粗暴地驱赶他们，“去去去，别在这儿堵着，影响市容！”推搡之间，那个断臂的男人拐杖掉在了地上，那个脸上带疤的女人被推得一个趔趄，王芳的轮椅也差点翻倒，多亏了小艳死死地扶住。
他们递交的材料，像是石沉大海，连一点回音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