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艳同志，我们做任何工作，尤其是涉及千家万户传统习惯的工作，一定要看到其两面性，切忌搞‘一刀切’。”他端起茶杯，轻轻呷了一口，继续道，“就拿‘移风易俗’这项工作来说，我们首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农村的红白喜事，它真的全都是需要被移易的‘陋习’吗？我看，不见得。”
他放下茶杯，目光变得深邃起来，仿佛看到了更广阔的图景：
“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农村那种倾注了真挚情感的喜事和白事，在当下这个人情日渐淡漠、邻里关系疏离的时代，反而显得尤为珍贵，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最需要提倡和守护的一种情感纽带和文化现象。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他自问自答，条理清晰：
“你想，现在城市里，对门邻居可能住了几年都不认识。亲戚之间，除了直系亲属，很多堂亲表亲可能一年都见不上一面。人情味儿淡了。但是你看农村，一家有喜，全村帮忙；一家有丧，四邻哀悼。这种在红白事中自然凝结起来的情感互动和邻里互助，恰恰是在维系着我们这个社会最基础、也最宝贵的人情网络和亲情连接。它不仅仅是一场仪式，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凝聚与传承的平台。”
他的语气带着一种文化传承的使命感：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这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而传承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人，靠的就是这种在具体生活场景中建立起来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记忆！”他的声音略微提高，带着一丝警醒，“如果一代人不认识一代人，亲戚之间形同陌路，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那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悲哀，一种文化血脉上的断裂！”
说到这里，他话锋陡然一转，指向了问题的另一个核心：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为所有的旧习张目。这其中，确实存在很多不值得提倡，甚至必须摒弃的部分。”
他具体列举，界限分明：
“比如，为了攀比面子，请多个戏班子、乐队，大搞二胡、唢呐、大鼓、低俗演出等娱乐比拼；比如，在祭祀环节，无节制地使用横幅、花圈，大量燃放火炮、烟花，甚至搞什么‘大龙’巡游，这些行为，毫无疑问是铺张浪费，增加了群众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引导取消。”
他随即话锋再转，回到了需要保护和引导的层面，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反对：
“但是，反观我们现在推行的一些所谓‘新规’，比如，强制规定喜事、白事只能邀请‘内亲属’参加，这岂不是人为地割裂了更广泛的亲情和乡谊？再比如，规定主家不准向那些主动前来帮忙的乡里乡亲发放一点象征性的谢礼（哪怕只是一条毛巾、一包香烟），或者强制要求帮忙的人必须在自己家里吃了饭才能来，这些规定，在我看来，不仅不近人情，甚至是在扼杀人们心中那点仅存的、温暖的人情味和亲情感！这样做，非但不能赢得民心，反而会让群众离心离德。”
最后，他给出了清晰而富有智慧的工作建议：
“所以，关于移风易俗这项工作，我的核心建议是：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从旁引导’，而不是‘强行干涉’。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宣传和示范，帮助群众‘把不好的、糟粕的部分去掉’，而不是‘把传统的、精华的部分一刀切掉’。最关键的是，必须弯下腰，沉下心，认认真真地听取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和诉求。只有符合民心、顺应民意的改革，才能真正落地生根，行稳致远。”
曾海艳全程凝神倾听，手中的笔早已停下，完全被李明阳这番高屋建瓴又贴近地气的论述所折服。她脸上原先的困惑早已被茅塞顿开的恍然与敬佩所取代，不禁发自内心地感叹道：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书记，您这番深刻的分析，一下子就把我这段时间所有的纠结和迷雾都拨开了！不是一味地否定传统，也不是无原则地迁就旧习，而是辩证地看待，有取有舍，重引导而非强制……这思路，真是让人瞬间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