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陆其琛，在得知经济危机被成功化解后，终于彻底放下心来。他知道，李余然已经具备了应对任何复杂局面的能力。他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那份“无形遗产”的整理中，偶尔，也会应李余然之邀，入宫对坐闲谈，所言皆是对过往的反思与对未来的畅想，不再涉及具体权谋。
经济风波的平息，如同一次高压淬火，让李余然主导的新政体系变得更加坚韧。旧贵族们意识到，单纯的经济抵制已难以撼动皇帝的决心与日渐完善的制度屏障。然而，权力的惯性如同暗流，总会寻找新的缝隙。
这一次，危机来自看似最稳固的根基——土地与民心。
随着“税赋货币化”改革的深入，以及“励耘阁”农具、良种的推广，晟国农业生产效率显着提升。但新的矛盾也随之凸显：大量失地佃户涌入城镇，寻求工坊生计，而部分地方豪强则趁机兼并土地，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同时，沿海地区因海贸和工坊兴起，与内陆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这些问题并非新政本身之过，而是社会剧烈转型必然伴随的阵痛。但若处理不当，改革带来的红利将被这些衍生问题吞噬，甚至可能动摇国本。
奏报中开始出现“流民”、“械斗”、“苛捐杂税”等字眼，虽然尚未形成大规模动荡，却足以让李余然警醒。他知道，安若欢所言的“疏导结合”，远非建立几个钱庄、平抑物价那么简单，它触及的是更深层的社会结构与利益分配。
就在李余然苦思疏导之策时，陆其琛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展现了其价值。
他没有上奏，而是邀请李余然与安湄，至京郊皇庄“偶遇”。皇庄内，并非奇花异草，而是一片依照陆其琛想法规划的“试验田”。田中，老农正使用着“励耘阁”最新的代耕架，田埂旁，则是由官府组织、农户以土地入股的小型纺织合作社。
陆其琛指着那片井然有序的田庄，对李余然道：“陛下，新政如利刃，破旧布新。然，刀刃过利，易伤自身。需有刀鞘，方能长久。这‘合作社’，便是老臣琢磨的‘刀鞘’之一。让农户除了种地，另有营生，依附于土地，却不被土地完全束缚。即便遇灾年，或土地被兼并，亦有一条活路，不至于瞬间沦为流民，铤而走险。”
他没有空谈大道理，而是用最直观的方式，展示了如何在基层化解矛盾，将失地风险转化为转型机遇。这是他多年戎马、体察民情，结合新政精神，琢磨出的“微观”解决方案。
李余然深受触动。他意识到，陆其琛虽不在朝堂，但其对民间疾苦的体察与解决问题的务实思路，依然是宝贵的财富。
几乎是同时，安若欢的第三份“礼物”，不期而至。
这一次，并非针对某个具体危机，而是一套系统性的 《渊国地方治理与民生保障疏要》 。其中详细阐述了渊国如何通过建立“村社自治”、“职业行会”、“官立慈幼院、养济院”等基层组织，来缓冲社会变革的冲击，保障最基本的社会公平与稳定。其核心思想，仍是“疏导”与“保障”，但比之前的经济策略更为深入，触及了社会毛细血管的末梢。
安若欢在附信中写道：“……治国如医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终是下乘。需通盘考量，固本培元。此乃吾国多年摸索之体会，虽与贵国国情未必尽合，然其中‘民为邦本，固本宁邦’之理，或可借鉴。望陛下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