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科举取士”与“励耘阁”荐才之争，在朝堂上爆发了。
旧派官员以“维护抡才大典之公正，防止幸进之徒堵塞贤路”为由，强烈要求压缩“励耘阁”直接向朝廷荐举人才的名额，强调科举才是正途。
而陆其琛则坚持“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认为“励耘阁”所荐之实干人才，于新政、于边防、于格物致用大有裨益，不可或缺。
双方引经据典，争论不休。这一次，陆其琛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因为很多并非旧派的中立官员，出于对科举制度的维护和对“非正途”出身的本能排斥，也站到了反对的一面。
李余然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让他不再仅仅是陆其琛的“附议者”，而是作为仲裁者，展现自己平衡能力的机会。他仔细研究了双方的论点，发现争论的核心在于对“才”的定义和选拔标准。
他没有立刻表态，而是下令调阅了近三年来通过科举和“励耘阁”荐举两种途径入仕官员的政绩考核档案，并秘密召见了包括韩霆在内的几位由不同途径晋升、且政绩突出的年轻官员。
在充分准备后，在一次僵持不下的朝会上，李余然开口了。他没有支持任何一方，而是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科举取士，乃国之根本，遴选的是通晓经义、明辨事理的治国之才，不可轻废。然，‘励耘阁’所荐，多精于实务，于农桑、工巧、水利、算学乃至军械皆有专长，此亦为国所需之‘才’。”
他目光扫过众臣，声音清晰而沉稳：“朕意，二者并非水火不容。可保留‘励耘阁’荐才之制，然需严定标准，增加考核，确保所荐之人确有实学。同时，于科举之中，可考虑加设‘实务策论’，引导士子关注现实民生。如此一来，既维护了科举正道，亦不废实务专才，两相得益，岂不美哉？”
这个方案，既照顾了传统科举派的情绪，又保全了陆其琛推行新政的核心利益，更展现了他作为皇帝超越派系、着眼全局的视野。
朝堂上一片寂静，随即响起了窃窃私语。许多中立官员暗自点头，觉得此法可行。连一些顽固的旧派，也觉得并非完全不能接受。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陆其琛。
陆其琛站在那里，看着龙椅上那个侃侃而谈、试图在他设定的棋局中另辟蹊径的少年，心中波澜涌动。他不得不承认，李余然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点，一个他之前因为立场和阻力而未能完全达成的妥协方案。
这是李余然第一次，在重大朝政上，提出了独立于他意志之外的、并且颇具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陆其琛缓缓出列，躬身道：“陛下圣虑周详，臣……附议。”
他没有说“准奏”，而是用了“附议”。这个词的微妙变化，让所有精明的朝臣都心头一跳。这意味着，在这件事上，摄政王承认了皇帝方案的主导性。
李余然心中涌起一股巨大的成就感，甚至超过了上次查处贪官。这一次，他不是借力，不是试探，而是真正凭借自己的思考和谋划，推动并赢得了一场重要的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