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才好，”张国荣挑眉，“我倒要看看，跟陈导再合作，能挖出多少新东西。”
跟葛优、计春华、潘虹等人一一问好，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期待。等最后看向金铭时，小姑娘有点怯，却还是脆生生喊了句“陈导好”，陈阳朝她比了个鼓励的手势。
日头爬到正中，场记板“啪”地一声合上。陈阳站在监视器后，看着镜头里金铭饰演的少年花木兰，正踮脚给花父磨剑，眼里的倔强混着孩子气，忽然喊了声：“开始！”
《花木兰》的拍摄，就这么在五月的风里，正式拉开了序幕。
盛夏的草原晒得人脱层皮，到了深秋，河北影视城的军营布景又浸在刺骨的寒风里。五个月的拍摄像一场漫长的行军，陈阳跟着剧组从内蒙古的旷野拍到涿州的古战场，军队调来的战马在镜头前踏起烟尘，群演士兵们顶着烈日列阵，汗湿的铠甲能拧出水来。
李雪健演花父病重那场戏，为了找状态，在冷风里站了半个钟头，咳嗽声都带着颤；巩俐骑马冲锋时摔过两次，胳膊擦破了皮，第二天照样穿着盔甲上战场；张国荣揣摩拓跋宏的狠劲，常常一个人在帐篷里对着镜子练眼神，军靴磨破了三双。
军队的支持成了硬底气——装甲车队配合调度，退伍军人指导队列动作，连粮草车的样式都按史料复原。有次拍夜战戏，几百人的队伍在山谷里摸爬滚打，军用电筒的光连成一片星海，陈阳站在监视器前，忽然觉得这股凝聚力，比剧本里写的更动人。
杀青那天，场记板最后一次落下，所有人都松了口气。陈阳挨着跟演员们道别，给金铭塞了本签名的《木兰辞》：“好好读书，以后说不定还能合作。”葛优叼着烟笑：“陈导下次拍喜剧，可别忘了我这张脸。”张国荣抱了抱他：“后期需要配音，随时找我。”巩俐递来一个包装好的盒子：“内蒙古的奶糖，带回去给孩子尝尝。”
送别的车开出片场时，陈阳回头望了一眼，军营布景的旗帜还在风里飘着，像刚打完一场胜仗。
回到公司，后期机房的灯就没再熄过。剪辑师对着屏幕逐帧调整，特效团队赶制战场爆破的画面，配乐师抱着琵琶试弹《木兰辞》的旋律。
陈阳泡在机房里，眼睛熬得通红，却总在看到花木兰卸甲归乡的镜头时，想起明菜抱着女儿在电话里说的那句“等你回来”。
磁带在机器里转着，把五个月的风霜雨雪，一点点酿成大银幕上的模样。
1994年深秋，《花木兰》的后期制作进入尾声。剪辑室里，陈阳盯着屏幕上最后一帧画面——花木兰卸下盔甲，转身走进杏花纷飞的小院，镜头缓缓拉远，叠化出边关的烽火与家中的织布机。他按下暂停键，对身旁的配乐师说：“这里的琵琶声再柔一点，要藏着‘万里赴戎机’的劲儿。”
11月初，全球同步上映的消息像投进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北美影院的海报上，巩俐一身铠甲策马的剪影与张国荣的冷峻侧脸并置，下方印着陈阳的名字——这个刚拿过奥斯卡的导演，名字本身就成了最好的宣传。中国内地上映当天，影院排片表被《花木兰》占去大半，海报上“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诗句，让观众多了份莫名的亲近。
上映首周，北美票房破亿。《纽约时报》影评里写：“陈阳让我们看懂了东方的‘忠’与‘勇’——花木兰不是简单的女英雄，她的铠甲里裹着对父亲的孝，对家国的责，这种情感不分国界。”欧洲观众为草原战场的恢弘场面震撼，亚洲影迷则在花木兰卸甲时的那句“阿爹，我回来了”里红了眼眶。
一个多月后，全球票房统计数字摆在华纳兄弟高管的办公桌上——12.8亿美元。会议室里爆发出掌声，有人翻出年初的合作协议，笑着说：“当初力排众议跟陈导合作，现在看来，这眼光简直能写进教科书。”财务报表上，北美市场贡献4.2亿，欧洲3.8亿，中国内地2.1亿，日本及东南亚1.7亿，剩下的散落在全球各角落，像撒在地图上的星子。
《时代周刊》把花木兰的形象印在封面，标题写着“东方故事的全球语言”。文中特意提到陈阳的叙事巧思：“他没把‘孝道’译成生硬的教条，而是用花木兰夜里偷偷给家人写信的细节，让西方观众懂了那份牵挂；也没把战争拍得只剩厮杀，而是让拓跋宏问‘你想家吗’的瞬间，照见所有士兵的软肋。”
陈阳在洛杉矶的办公室里，看着传真机不断吐出的各国影评，指尖划过“12.8亿”这个数字。窗外的阳光落在《花木兰》的剧本上，扉页那句“让世界看见东方的光”，被晒得字迹发烫。华纳的电话打进来，总裁的声音透着兴奋：“陈，下一部戏，我们还跟你绑在一起。”他笑着应下，目光却飘向了日历——离明菜说的“女儿该会叫爸爸了”，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