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的深秋，元大都（今北京）的通惠河码头被一层冷雾笼罩。二十名身着银甲的怯薛军手持鎏金斧钺肃立两侧，他们的铠甲在晨雾中泛着冰冷的光，与岸边堆积如山的锦缎、瓷器、茶叶形成诡异的对照。码头中央，一位身着织金锦袍的少女正仰头望着宫城方向，她的发间斜插着一支嵌有红宝石的金步摇，随着微风轻轻颤动——这便是即将远嫁伊利汗国的阔阔真。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这场看似风光的和亲，将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传奇；她更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会与帝国的兴衰、丝路的通断紧紧缠绕在一起，甚至在六百年后，还会因一具海底沉船的骸骨引发史学界的激烈争论。
阔阔真的身世，从一开始就笼罩着一层迷雾。《元史·诸王表》中对她的记载仅有寥寥数字：“阔阔真，适伊利汗阿鲁浑。”但在波斯史学家拉施特的《史集》中，却明确提到她是“忽必烈汗的女儿”。这两种矛盾的记载，为后世留下了第一个谜团——她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元朝公主？
揭开这个谜团，需要回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的那场宫廷风波。当时，伊利汗国的使者兀鲁歹带着一封紧急书信抵达大都，信中是伊利汗阿鲁浑的请求：他的王妃卜鲁罕去世前留下遗愿，要求从自己的家族——蒙古弘吉剌部中挑选新王妃。忽必烈阅信后龙颜大悦，当即下旨从弘吉剌部贵族女子中遴选合适人选。
弘吉剌部与蒙古黄金家族的联姻由来已久，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妻子孛儿帖都出自这个部落，有“生女为后，生男尚主”的传统。此时的弘吉剌部领主是按陈那颜的孙子斡罗陈，他膝下有三位适龄的女儿，阔阔真便是其中最年幼的一个。
遴选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初被选中的是斡罗陈的长女，却在临行前突发急病，嘴角溃烂、高烧不退，太医院诊断后私下告知忽必烈：“此乃急疫，恐有传染性，不宜远嫁。”忽必烈正愁无法向伊利汗国交代，此时负责宫廷礼仪的太常寺卿忽都鲁密报，说次女性格刚烈，曾因不满侍女伺候不周而鞭打仆从，恐有损大国体面；唯有三女阔阔真，不仅容貌秀丽，且精通蒙古文与波斯文，更难得的是处事沉稳，曾在部落祭祀中准确背诵《蒙古秘史》中的祈福辞。
但真正让忽必烈下定决心的，是阔阔真身上的一个“隐秘标记”。据现存于内蒙古档案馆的《弘吉剌部族谱》残卷记载，阔阔真的左肩有一块月牙形的胎记，而阿鲁浑的已故王妃卜鲁罕也有相同位置的胎记。这个巧合让忽必烈认为“此乃天意”，当即册封阔阔真为“安敦公主”，并破格按照真公主的礼制准备嫁妆。
不过，史学界普遍认为阔阔真并非忽必烈的亲生女儿，而是“名义上的公主”。这一结论的依据来自《元典章》中的一份宫廷开支记录：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朝廷为阔阔真拨付的嫁妆中，有“银五千两、缎千匹”，而同期真公主远嫁的嫁妆通常是“银万两、缎三千匹”。更关键的是，拉施特在《史集》中曾隐晦提到，阔阔真抵达伊利汗国后，阿鲁浑的大臣曾质疑她的身份，直到她拿出忽必烈御赐的金印和弘吉剌部的族谱才得以平息。
宫墙深处的这段隐秘，被当时的起居注官记录在《时政记》中，却在后来的编纂中被刻意删改。直到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才从内府秘藏的残本中发现了蛛丝马迹。而阔阔真对此似乎早有察觉，在出发前的三个月里，她闭门不出，日夜研读伊利汗国的历史与风俗，仿佛要用知识来弥补身份上的“缺憾”。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十一月，阔阔真的送亲队伍终于出发。这支队伍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使团：包括怯薛军300人、宫女50人、工匠200人、翻译10人，以及骆驼1000峰、马匹500匹、船只12艘。忽必烈特意任命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为副使，负责沿途的安全与补给——这一任命并非偶然，因为马可·波罗曾往返伊利汗国三次，对丝路的路况了如指掌。
出发前，忽必烈在大安阁为阔阔真践行。他亲手将一枚虎头金印交给阔阔真，沉声道：“此印可调动沿途驿站，若遇紧急情况，可直接向当地行省求援。”阔阔真双膝跪地，接过金印时，指尖触到忽必烈掌心的老茧——那是常年握弓留下的痕迹。她忽然想起母亲临行前的叮嘱：“蒙古女子的命运，从来都与草原和骏马相连，哪怕远在万里之外，也要守住自己的尊严。”
送亲队伍最初的路线是沿陆路西行，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再穿越阿姆河抵达伊利汗国。但行至河西走廊的张掖时，却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当地爆发了严重的鼠疫，死者盈野，驿站大多废弃。马可·波罗建议改走海路，从泉州出发，经印度洋抵达波斯湾。这个提议遭到了怯薛军统领纳哈出的强烈反对：“海路凶险，且耗时更长，若耽误了婚期，我们都要被问斩！”
双方争执不下时，阔阔真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改走海路。”她理由充分：“陆路鼠疫横行，若队伍中有人感染，不仅公主性命难保，整个使团都可能覆灭；海路虽险，但只要准备充分，未必不能成功。”为了说服众人，她拿出了自己绘制的一张简易海图——这是她向马可·波罗请教时，根据他的描述亲手绘制的，上面标注着沿途的港口和暗礁。
这个决定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据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手稿中记载，阔阔真出发前曾收到一封密信，信中说伊利汗国内部权力斗争激烈，阿鲁浑的弟弟乞合都正密谋篡位，若使团按原计划走陆路，很可能会在途中遭遇乞合都派来的刺客。这封密信的送信人，是忽必烈安插在伊利汗国的密探，而这一情节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教会删改，直到20世纪初才在意大利热那亚的档案馆中被发现。
改走海路的决定，让使团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们在泉州停留了三个月，修缮船只、补充淡水和粮食。在此期间，阔阔真结识了泉州港的阿拉伯商人萨拉丁。萨拉丁常年往返于中国与波斯之间，他告诉阔阔真：“印度洋的季风每年十月至次年三月是顺风向，若能抓住这个时机，五个月便可抵达波斯湾。”他还送给阔阔真一件特殊的礼物——一个铜制的星盘，用于在海上辨别方向。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使团从泉州出发。船队刚驶出泉州港，就遇到了一场小规模的风暴。其中一艘载有嫁妆的船只被巨浪打翻，沉入海底。纳哈出急得满头大汗，阔阔真却异常冷静，她下令让船队就近停靠在厦门港，清点损失后重新分配物资。在清点过程中，她发现丢失的嫁妆中，有一箱是忽必烈御赐的《农桑辑要》手抄本，这是她特意要求带上的，准备送给伊利汗国的百姓推广农业技术。为此，她特意派使者返回大都，请求忽必烈再赐一套。
船队在海上航行的第一个月相对顺利，但进入印度洋后，麻烦接踵而至。先是遇到了海盗袭击，300名怯薛军凭借船只上装备的投石机和火箭，与海盗激战了整整一天，才将其击退，有12名怯薛军战死。阔阔真亲自为阵亡的士兵擦洗身体，按照蒙古习俗进行海葬——将他们的遗体裹上白布，沉入海中，并诵读《蒙古秘史》中的悼词。这一举动让所有士兵深受感动，纳哈出感叹道：“公主虽为女子，却有男儿般的气度。”
更可怕的是航行到印度半岛南端时，船队遭遇了持续半个月的逆风。船只在海上漂泊，淡水和粮食日渐短缺。有几名宫女因不堪忍受苦难，试图跳海自杀，被士兵及时救下。阔阔真得知后，并没有惩罚她们，而是将自己的粮食和水分出一部分给她们，还召集所有人开会：“我们从大都出发，就是为了完成大汗的使命，也是为了伊利汗国的和平。现在虽然困难，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一定能抵达目的地。”她还带头减少饮食，每天只吃一顿饭，喝半瓢水。
在最艰难的时刻，萨拉丁送给她的星盘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天空乌云密布，无法辨别方向，阔阔真凭借星盘的指引，准确判断出船队的位置，带领船队驶入了一个无名港口补充物资。这个港口后来被命名为“公主港”，至今仍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
至元三十年（1293年）八月，阔阔真的使团终于抵达伊利汗国的港口忽里模子（今伊朗霍尔木兹）。当船只停靠在码头时，所有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这场横跨印度洋的航行，整整耗时十八个月，比原计划多了一年。但等待他们的，却不是盛大的欢迎仪式，而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伊利汗阿鲁浑已经在三个月前去世了。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整个使团陷入了恐慌。纳哈出当即提出：“不如我们返回大都，再做打算。”但阔阔真却摇了摇头：“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岂能轻易返回？阿鲁浑虽死，但伊利汗国仍在，我们必须完成大汗的使命。”她当即决定，带着使团前往伊利汗国的都城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面见新的伊利汗。
此时的伊利汗国，正处于权力真空之中。阿鲁浑去世后，他的弟弟乞合都趁机夺取了汗位，但阿鲁浑的儿子合赞并不甘心，正在波斯西部集结兵力，准备夺回汗位。双方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阔阔真的到来，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按照蒙古习俗，新王妃应当嫁给新任可汗，但阔阔真却坚持要嫁给阿鲁浑的儿子合赞，因为她认为“自己的婚约是与阿鲁浑订立的，理应嫁给她的子嗣”。
乞合都得知阔阔真的决定后，十分愤怒，他派人对阔阔真说：“我是现任伊利汗，你必须嫁给我，否则就是对伊利汗国的不敬。”面对乞合都的威胁，阔阔真表现得异常坚定，她回复道：“我是忽必烈汗册封的公主，我的婚约由大汗亲自订立。你若强行逼迫，我将派人向大汗告状，到时候后果自负。”她还拿出忽必烈御赐的虎头金印，表明自己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