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的长安，梧桐叶在初秋的风里簌簌飘落，铺满了大司马杨坚府邸的青石甬道。十六岁的杨丽华身着翟衣，头戴金步摇，在侍女的搀扶下缓步走出内堂，迎向前来迎亲的太子仪仗。彼时的她尚不知，这场由北周武帝宇文邕亲自指婚的婚事，将把她的一生与两个王朝的兴衰紧紧捆绑，成为权力棋局中一枚身不由己的棋子。
杨丽华的父亲杨坚，是北周开国元勋杨忠之子，凭借军功封随国公，手握重兵；母亲独孤伽罗，则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第七女，与北周皇室有着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这样的家世，注定了杨丽华无法拥有寻常女子的婚嫁自由。武帝选中她为太子宇文赟的太子妃，既有拉拢杨坚势力、稳固储君地位的考量，也暗含着对这位功高震主的权臣的暗中制衡。
大婚当日，长安城内万人空巷。太子宇文赟骑着高头大马，身着绛红色朝服，腰间悬挂玉剑，面容俊朗却带着几分少年人的桀骜。当他牵着杨丽华的手踏上太极殿的丹陛，接受百官朝贺时，杨丽华清晰地感受到身旁少年掌心的微凉——那不是紧张，而是一种漫不经心的疏离。她低下头，看着裙摆上绣着的鸾鸟图案，默默告诉自己：从今往后，她是北周太子妃，需恪守妇道，为家族、为夫君维系好这份关乎权力的婚姻。
东宫的生活，远比杨丽华想象中复杂。太子宇文赟自幼被武帝严苛管教，性格乖戾叛逆，对父亲安排的婚事本就心存抵触。新婚之夜后，他常常流连于东宫的歌舞坊，或是与亲信侍卫纵马打猎，对杨丽华始终保持着礼貌却冷淡的距离。杨丽华从不抱怨，每日清晨准时到太子宫的内殿晨昏定省，将东宫的内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她亲自监督宫人缝制冬衣，为宇文赟准备合口味的膳食，甚至在他醉酒晚归时，守在殿外备好醒酒汤。
这份温顺与隐忍，渐渐打动了宇文赟。一次，宇文赟因酒后失言被武帝责罚，禁足东宫三月。那段日子里，杨丽华每日陪伴在他身边，为他研墨铺纸，陪他诵读史书，偶尔还会弹一曲《清心引》，缓解他的烦躁。宇文赟看着灯下女子安静的侧脸，忽然握住她的手说：“丽华，唯有你待我真心。”那一刻，杨丽华心中涌起一丝暖意，她以为，这场始于权力的婚姻，或许能开出真情的花。
然而，这样的温情并未持续太久。武帝宇文邕病逝后，宇文赟即位，是为北周宣帝。登基后的宇文赟仿佛挣脱了枷锁，彻底暴露了荒淫残暴的本性。他无视礼法，在服丧期间便广选美女充实后宫，甚至将武帝的妃嫔也纳为己有。杨丽华虽被册封为皇后，却发现自己要与四位女子共享夫君——宣帝一口气册封了五位皇后，分别是天元大皇后杨丽华、天大皇后朱满月、天中大皇后陈月仪、天左大皇后尉迟炽繁、天右大皇后元乐尚。
五位皇后并立，在历史上堪称奇闻。每次朝会，五位皇后身着同样规格的朝服，并排站在宣帝身侧，接受百官朝拜。杨丽华作为正宫皇后，始终保持着端庄得体，从不与其他皇后争风吃醋。她知道，自己的地位不仅关乎个人荣辱，更维系着杨家的安危。父亲杨坚此时已晋升为上柱国、大司马，权势日盛，宣帝对他猜忌渐深，多次借故试探。杨丽华必须谨言慎行，成为缓和君臣矛盾的缓冲带。
宣帝对杨丽华的“顺从”既满意又不满。他曾故意在宴会上刁难她，命她为宠妃献舞，杨丽华以“皇后之尊，不可轻舞”为由婉拒。宣帝勃然大怒，当场下令将她打入冷宫，扬言要废黜其皇后之位。宫人吓得瑟瑟发抖，劝杨丽华服软求饶，她却神色平静地说：“妾身为皇后，当守礼仪，岂能因陛下一时之怒而失却体统？”
消息传到杨家，独孤伽罗心急如焚，亲自入宫跪在宣帝面前请罪，额头磕得鲜血直流。宣帝见独孤伽罗如此，又念及杨丽华平日并无过错，且杨坚手握兵权，不宜过分逼迫，最终才赦免了杨丽华，将她接出冷宫。经此一事，杨丽华更加清楚，自己的命运始终与家族、与皇权紧密相连，所谓的“皇后之尊”，不过是权力博弈中的一层薄纱。
大成元年（公元579年），宣帝宇文赟登基仅一年，便厌倦了朝政的繁琐，不顾群臣反对，执意将皇位传给年仅七岁的太子宇文阐（杨丽华所生之子），自称“天元皇帝”，退居后宫享乐。宇文阐即位，是为北周静帝，尊杨丽华为皇太后，由杨坚等人辅政。
此时的宣帝沉迷酒色，身体日渐衰弱，却愈发猜忌杨坚。他曾召杨坚入宫，暗中嘱咐侍卫：“若杨坚神色有异，立即斩杀。”杨坚入宫后，深知此行凶险，始终面色平静，言行举止毫无破绽，才得以全身而退。杨丽华得知此事后，彻夜难眠。她既担心父亲的安危，又忧虑年幼的儿子能否坐稳皇位——宣帝的猜忌、宗室的觊觎、朝臣的野心，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将整个北周王朝笼罩在危机之中。
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五月，宣帝因纵欲过度病逝，年仅二十二岁。临终前，他召亲信刘昉、郑译入宫，欲托付后事，却已无力言语。刘昉、郑译素来与杨坚交好，又深知静帝年幼，杨丽华虽为太后，却无临朝称制之权，遂伪造遗诏，任命杨坚为大丞相，总揽朝政，辅佐静帝。
杨丽华得知遗诏内容时，正在为宣帝守灵。她身着素服，跪在灵前，听着宫人低声禀报“大丞相杨坚已接管禁军”，心中百感交集。她知道，刘昉、郑译此举虽有私心，却也为年幼的儿子稳固了政权——杨坚毕竟是她的父亲，总比那些觊觎皇位的宗室亲王可靠。然而，她未曾想到，父亲的野心，远比她想象的更大。
杨坚辅政后，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权力：他以“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等宗室谋反”为由，将北周宗室诸王悉数召入长安，软禁起来；又改革官制，提拔亲信，打压异己，将朝政大权牢牢掌控在手中。朝堂之上，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杨坚有代周自立之心，有人暗中向杨丽华进言：“太后当早做打算，遏制丞相权势，保全北周社稷。”
杨丽华何尝不想保全儿子的皇位？她多次在宫中召见杨坚，试图委婉劝说。一次，她屏退左右，对杨坚说：“父亲如今权倾朝野，朝中非议颇多，还望父亲收敛锋芒，辅佐阐儿坐稳江山，待他长大成人，自会感念父亲的功劳。”杨坚看着女儿，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随即温和地说：“丽华放心，为父定会尽心辅佐外孙，绝无他念。”
然而，杨坚的行动却与他的承诺背道而驰。不久后，他废除了宣帝时期的苛政，减轻赋税，赢得了百姓的民心；又派大军平定了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等人的叛乱，彻底清除了反对势力。至此，杨坚代周的条件已然成熟，只剩下“禅让”这最后一步。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二月，杨坚逼迫静帝宇文阐下诏禅位，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消息传来，杨丽华如遭雷击。她穿着太后朝服，站在空荡荡的紫宸殿里，看着殿外飘扬的隋王朝旗帜，泪水无声地滑落。她曾以为父亲是北周的“救世主”，却没想到他竟是终结北周的“篡权者”。年幼的宇文阐被降封为介国公，迁往宫外居住，杨丽华则失去了“太后”之位，被父亲封为“乐平公主”。
从太后到公主，身份的骤降背后，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杨丽华心中充满了对北周的愧疚与对父亲的怨恨。她拒绝了隋文帝为她安排的一切宴席和赏赐，终日闭门不出，住在长安城外的一处别苑里。隋文帝深知女儿心结，却也无法改变既成事实，只能时常派独孤伽罗前去探望，试图缓和关系。
独孤伽罗每次探望，都会带来许多珍宝和衣物，劝杨丽华：“如今隋朝已定，天下太平，你身为公主，应当好好生活，何必自苦？”杨丽华总是沉默良久，才缓缓说：“母亲，女儿曾是北周太后，如今却成了隋朝公主，这让我如何面对阐儿，如何面对北周的列祖列宗？”独孤伽罗看着女儿憔悴的面容，心中也十分不忍，却只能叹息道：“这是天命，非人力所能改变。杨坚做这一切，也是为了杨家，为了天下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
杨丽华知道母亲说的是实情。北周自宣帝以来，朝政混乱，百姓困苦，杨坚代周确实结束了动荡的局面，让天下逐渐安定。可道理虽懂，情感上却难以接受。她常常独自一人登上别苑的高楼，望着长安城内的皇宫方向，想起自己在东宫的岁月，想起宣帝虽荒唐却也曾有过的温情，想起年幼的儿子被迁往别苑时怯生生的眼神，心中便一阵刺痛。
成为乐平公主后，杨丽华的生活变得平静却压抑。隋文帝和独孤伽罗虽对她礼遇有加，却也始终保持着一份微妙的距离——她是前朝太后，如今的公主，身份的特殊性让她无法真正融入隋朝的皇室核心。杨丽华对此心知肚明，也乐得清静，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女儿宇文娥英身上。
宇文娥英是杨丽华与宣帝宇文赟的独女，生于北周大成元年（公元579年）。隋朝建立时，她年仅两岁，因母亲的缘故，被隋文帝封为“南阳公主”（后改为“乐平公主之女”，未再单独封爵）。杨丽华对这个女儿倾注了全部的母爱，亲自教导她读书识字、琴棋书画，更重要的是，她要让女儿明白，无论朝代如何更迭，都要坚守内心的善良与正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