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1059 年，文王将都城从岐邑迁到丰邑（今陕西西安长安区），这是周人东进灭商的关键一步。迁都过程中，太姒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主持规划了丰京的宫殿和宗庙布局，将 “以德治国” 的理念融入城市规划中。考古发现的丰京遗址中，宫殿区与宗庙区紧密相连，体现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的理念，这与太姒的规划不无关系。
在丰京，太姒继续深化对子女的教育。此时的周武王已长大成人，开始参与军事行动；周公旦则协助文王处理政务。太姒教导他们 “敬天、保民、明德” 的道理，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周初治国的指导原则。《尚书?康诰》中周公教导康叔 “明德慎罚”，实际上是对太姒教育理念的继承和发展。
文王晚年对崇国（今陕西户县）的战争，是灭商前的重要战役。崇国是商朝在关中的重要据点，势力强大。《诗经?大雅?皇矣》记载了这场战争的艰苦：“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 战争期间，太姒在后方组织生产，保障军需，同时举行祭祀活动，祈求战争胜利。出土的 “崇侯鼎” 铭文记载了这场战争，间接印证了文献的真实性。
文王去世后，周武王继位，太姒成为周部落的 “文母”（文王之妻的尊称），地位更加尊崇。此时的周人已具备灭商实力，但面对强大的商朝，武王仍犹豫不决。太姒以 “文母” 身份召开王室会议，支持武王伐纣。《尚书?泰誓》记载武王伐纣前的誓言：“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 这些罪状的整理，很可能有太姒的参与，因为她对商朝的腐朽有更直观的认识。
公元前 1046 年，武王率领联军东征，太姒留守丰京，稳定后方。《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而太姒则负责协调王室内部关系，确保后方供应。特别是在管叔、蔡叔等兄弟对周公摄政心存疑虑时，太姒从中调解，维护了王室团结。
牧野之战胜利后，武王将商朝的宝玉献给太姒，这一仪式具有重要象征意义。《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首，太白旗，妻二首，赤旗，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大师负商王纣首，妻二首，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 这里的 “妻二首” 指妲己等商朝妃嫔，将其首级献祭，既是对商朝的否定，也是太姒作为周室女主接受胜利成果的象征。
武王灭商后，面临如何统治广大东方地区的难题。太姒建议武王 “封邦建国，以藩屏周”，将王室子弟和功臣分封到各地。这一政策后来由周公完善，成为西周的基本政治制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而这一思想的源头，正是太姒的主张。
然而，武王灭商后不久便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引发了管叔、蔡叔的叛乱（史称 “三监之乱”）。周王朝面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此时的太姒虽已年迈，但仍以 “文母” 身份稳定大局。她支持周公东征平叛，同时安抚宗室贵族，为周公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后方支持。《尚书?大诰》中周公 “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 的誓言，实际上得到了太姒的授权和支持。
三监之乱平定后，西周王朝进入稳定发展期。太姒晚年主要致力于整理文王、武王时期的文献，为周公制礼作乐提供素材。周原出土的大量甲骨和简册，许多是在太姒主持下整理的，这些文献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来源。《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种礼乐文明的繁荣，离不开太姒奠定的文化基础。
太姒去世后，周人给予她极高的荣誉。成王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追封谥号 “文母”，意为 “有文德之母”。《诗经?周颂?雝》记载了祭祀文王和太姒的场景：“有来雝雝，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于荐广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绥予孝子。宣哲维人，文武维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将太姒与文王并列祭祀，表明她在周人心中的崇高地位。
太姒的墓葬至今尚未发现，但考古工作者在周原遗址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的大型女性墓葬，出土了大量玉器和青铜器，规格仅次于周天子墓葬，专家推测可能是太姒或其他周室重要女性的陵墓。墓中出土的 “王姒壶” 铭文记载：“王姒作宝壶，其万年永宝用”，进一步印证了太姒在西周早期的重要地位。
西周时期，太姒的形象主要通过祭祀和文献传承。成王、康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多次提到 “文母” 的教诲，将其作为治国的准则。《尚书?梓材》中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以厥臣达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曰：‘予罔杀人。’” 这种重视民生的思想，正是对太姒 “保民” 理念的继承。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衰落，诸子百家开始重新解读历史，太姒的形象逐渐被赋予更多道德内涵。儒家学派尤其推崇太姒，将她塑造为 “贤妃” 的典范。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文王，虽未直接提及太姒，但 “为政以德” 的思想与太姒的理念一脉相承。孟子则在《孟子?离娄上》中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这种观点正是对周人 “以德配天” 思想的发展，而太姒作为这一思想的奠基者之一，自然受到推崇。
汉代是太姒形象定型的关键时期。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周室三母” 的故事被系统整理，太姒的贤德形象更加鲜明。刘向的《列女传?母仪传》专门为太姒立传，称赞她 “仁而明道”“教十子，至于成人，靡有过失”。这幅画像石中的太姒形象，正是汉代人对她的想象和塑造。
汉代学者还将太姒与天命联系起来，认为她的出现是周人受命于天的象征。《白虎通义?嫁娶》记载：“王者之娶，必先选于大国之女。…… 大姒者，有莘氏之女，文王之妃也。莘氏之国，盖大禹之后，有盛德者也。文王娶之，以明乎德合于天。” 这种解释将政治联姻上升到天命高度，强化了太姒的神圣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人们更加重视家庭伦理，太姒作为 “母仪天下” 的典范受到广泛尊崇。曹植在《周太姒赞》中写道：“周室三母，太姒最贤。承天休命，光启嗣贤。德配文王，徽音永世。” 这篇赞文高度概括了太姒的历史地位，将她的德行与周室的兴衰紧密联系起来。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太姒成为诗人咏史抒怀的重要题材。杜甫在《北征》中写道：“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诗中虽未直接提及太姒，但对周室复兴的赞美，隐含着对奠定周室基业的先贤的肯定。白居易则在《策林》中强调 “任贤” 的重要性，这与太姒辅佐文王任用贤才的做法一脉相承。
宋代儒家理学兴起，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更加严格，太姒的形象被进一步 “圣化”。朱熹在《诗集传》中注释《大雅?思齐》时，特别强调太姒 “躬行妇道，以成其德”，将她塑造为符合理学标准的女性典范。这种解读虽有时代局限，但也使太姒的故事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元代以后，通俗文学兴起，太姒的故事被改编成戏曲、话本等形式，走向大众。《武王伐纣平话》《封神演义》等作品中，太姒虽不是主角，但作为文王之妻、武王之母，始终保持着贤德的形象。这些通俗作品使太姒的故事深入人心，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
近现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历史研究的深入，太姒的形象逐渐回归历史真实。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证实了太姒的存在及其在周室崛起中的重要作用。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指出：“太姒作为文王之妃，不仅是周室的女祖，更是周人文化的重要奠基者。” 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真实的太姒提供了科学依据。
当代学者从性别史角度重新审视太姒的历史地位，肯定了她作为女性在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太姒的故事表明，在先秦时期，女性并非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她们可以通过婚姻、教育、祭祀等途径参与国家事务，影响历史进程。太姒的智慧和德行，不仅是个人品质的体现，更是商周之际女性社会地位的见证。
在陕西岐山县的周原博物馆内，有一个专门介绍 “周室三母” 的展厅，太姒的形象与太姜、太任并列，向观众展示着周室女性的智慧和贡献。展厅内的多媒体演示，生动再现了太姒嫁入周原、辅佐文王、教育子女的场景，使这位沉睡三千年的女性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
太姒的故事，是中国古代女性参与历史进程的典型案例。她以婚姻联结部族联盟，以智慧辅佐文王治国，以德行教育子女成长，以理念奠定周室根基。在商周鼎革的风云岁月里，她不仅是一位贤妻良母，更是周室崛起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基石。太姒的形象，穿越三千年的时光，依然闪耀着智慧与德行的光芒，为我们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女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当我们站在周原的黄土之上，仿佛仍能看到那位身着玄衣、手持玉璋的女性身影，她的目光穿越时空，注视着中华文明的成长与发展。太姒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不仅是帝王将相的功业，更是无数普通人 —— 包括女性 —— 共同创造的文明长河。在这条长河中，太姒如同渭水河畔的一颗明珠，虽历经沧桑，却始终闪耀着不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