妲己的家族苏国在战乱中幸存下来，并很快投靠了周朝。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 “令簋” 铭文记载，苏国参与了周王朝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封赏。这说明苏国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及时调整了立场，而这种政治投机或许与妲己的经历有关 —— 她的悲惨结局让苏国认识到依附单一强权的风险。
商朝灭亡后，关于妲己的评价开始出现分化。周人作为胜利者，需要为自己的夺权行为正名，于是将帝辛描绘成荒淫无道的暴君，妲己则成为 “红颜祸水” 的典型。这种叙事在《尚书》中初见端倪，到《诗经》中则更加明确，《大雅?荡》篇借周文王之口指责商王 “女炰烋”（因女人而发怒），暗指妲己的影响。
但在商朝遗民中，对妲己的评价可能更为复杂。殷墟出土的晚商甲骨文中，没有任何关于妲己干政的记载，这说明在当时人的眼中，她并非导致王朝灭亡的关键人物。一些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如 “妇妲” 字样的出现，表明她在宫廷中拥有一定的地位，但并未达到专权的程度。
真正将妲己妖魔化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诸子们纷纷拿商纣王和妲己作为反面教材。《论语》《孟子》《韩非子》等文献中，不断强化妲己 “祸国殃民” 的形象，将她描述成迷惑君主、残害忠良的罪人。韩非子甚至提出 “女子用国” 的理论，将国家灭亡归咎于女性参政，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考古发现为我们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量武器和祭祀用品，证明商代女性确实可以参与军政事务，这为妲己可能拥有的政治影响力提供了背景依据。而殷墟宫殿区发现的大规模祭祀坑，以及甲骨文中频繁出现的 “人殉” 记载，则反映出商代残酷的社会现实，这可能是后世 “炮烙之刑” 等传说的历史原型。
更重要的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商王祭祀、战争、农业的记载，但从未提及妲己干预朝政的事情。这与后世文献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妲己的负面形象主要是后人建构的结果。历史学家顾颉刚曾提出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理论，认为古代历史人物的形象会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被重塑，妲己的形象演变正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例证。
从出土文物来看，商代的女性地位比后世想象的要高。除了妇好之外，甲骨文中还记载了多位 “妇” 参与政治军事活动的事例，她们拥有自己的封地和财产，可以独立进行祭祀活动。这种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为妲己能够影响商王决策提供了可能性，但绝不能因此夸大她的历史作用。
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复杂的：长期的对外战争消耗了国力，内部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贵族集团的分裂削弱了统治基础，而周部落的崛起则提供了外部契机。将王朝灭亡归咎于一个女性，不仅是对历史的简化，更是性别歧视思想的体现。正如历史学家郭沫若所说：“妲己的妖言，只是周人对于亡国的叹息。”
西周建立后，妲己的形象开始了漫长的嬗变过程。在西周初期的文献中，她只是作为商纣王的附属品被提及，并未被刻意妖魔化。《尚书?牧誓》列举纣王罪状时，虽提到 “惟妇言是用”，但更多是指责纣王不听贤臣之言，而非直接攻击妲己本人。这种相对客观的态度，反映了胜利者尚未完全构建起系统的 “亡国叙事”。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变催生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妲己的形象也随之发生第一次重大转变。儒家为了强调 “礼” 的重要性，将妲己塑造成破坏礼法的反面典型。《论语?子张》中，子贡就感叹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暗示纣王的恶行被夸大了，但这种理性声音很快被主流叙事淹没。
法家则从君主集权的角度批判妲己，将她视为干扰王权的危险因素。韩非子在《亡征》篇中明确指出：“女子用国，刑余用事者，可亡也。” 这种将女性参政视为亡国征兆的观点，成为后世攻击女性的理论武器。道家则从 “无为而治” 的思想出发，认为纣王因 “有为” 而亡，妲己不过是 “有为” 的表现之一。
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对历史的解读更加注重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综合各种传说，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妲己故事，虽然仍有一定客观性，但 “酒池肉林”“炮烙之刑” 等情节的加入，使妲己的负面形象更加具体。
东汉时期的《列女传》则将妲己列为 “孽嬖” 之首，系统地罗列了她的 “罪状”，彻底奠定了她 “红颜祸水” 的历史定位。作者刘向在序言中明确表示，编写此书是为了 “戒天子”，通过妲己的故事警示君主不要沉迷女色，这种功利性的历史解读，进一步扭曲了妲己的真实形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玄学兴起，人们开始对历史进行更富想象力的解读。干宝的《搜神记》首次将妲己与狐狸精联系起来，书中记载：“妲己者，殷纣之妃也，嬖幸于纣。纣昏乱，比干强谏，纣怒，杀比干，刳其心。妲己笑之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 虽然尚未明说她是狐狸精化身，但已经为后世的神话创作埋下伏笔。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妲己成为诗人抒发历史感慨的常用意象。李白在《雪谗诗赠友人》中写道：“妲己灭纣，褒女惑周。天维荡覆，职此之由。” 杜甫、白居易等诗人也在作品中多次提及妲己，均延续了 “红颜祸水” 的传统叙事。但也有少数诗人提出不同看法，如罗隐在《西施》中写道：“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这种理性思考虽然是针对西施，但也间接质疑了 “女祸论” 的合理性。
宋元时期，市民文化兴起，话本小说成为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载体。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妲己的狐狸精形象正式确立，书中详细描述了她如何由九尾狐狸精化身，如何迷惑纣王，如何残害忠良。这种通俗化的演绎，使妲己的妖魔形象深入人心，远胜于正史记载的影响力。
明代隆庆年间，许仲琳的《封神演义》问世，将妲己的神话形象推向顶峰。小说中，妲己被描绘成奉女娲之命迷惑纣王的狐狸精，拥有种种妖术，是导致商朝灭亡的直接责任人。这部小说的广泛流传，使妲己的狐狸精形象成为大众认知的 “历史事实”，掩盖了真实的历史面貌。
清代的学者对妲己的历史真实性进行了一些考证，开始质疑传统叙事的合理性。崔述在《商考信录》中指出：“纣之亡，非妲己之罪也，亦非纣之一人之罪也。” 但这种理性声音在强大的传统观念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民间对妲己的妖魔化认知并未改变。
近现代以来，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历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妲己的形象。历史学家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提出，妲己不过是 “奴隶社会的一个牺牲品”，她的故事反映了 “男性中心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这种观点开启了从性别视角解读妲己故事的先河。
考古学的发展也为重新认识妲己提供了科学依据。殷墟的发掘成果表明，商代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都与后世文献的描述存在差异，许多关于妲己的传说缺乏考古证据支持。历史学家通过对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的研究，逐渐还原出一个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妲己形象 —— 她是政治联姻的产物，是王朝更替的牺牲品，而非导致商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当代文化作品中，妲己的形象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一些影视作品试图突破传统叙事，展现妲己作为女性的悲剧命运；一些游戏则将她塑造成强大的女性角色，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这种形象的重塑，反映了当代社会对性别平等的追求和对历史的重新解读。
在河南省淇县的摘星台公园内，有一座 “妲己墓”，其实这只是后人附会的纪念性建筑。墓前的石碑上刻着 “苏妲己之墓” 五个字，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妲己，苏部落之女，商纣王之妃。殷亡后自缢而死，葬于此。” 这段简单的文字，仿佛是对千年误解的一种无声回应。
站在殷墟的黄土之上，望着那些出土的甲骨和青铜器，我们仿佛能听到三千年前的历史回响。妲己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往往被胜利者书写，被后来者解读，真实的人物形象常常被淹没在道德评判和政治需要之中。当我们拨开神话传说的迷雾，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被误解的女子，更是一个王朝兴衰的缩影，一段被扭曲的历史，一种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
妲己不是传说中的九尾狐狸精，她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一个在乱世中身不由己的女性，一个被历史洪流裹挟的可怜人。她的故事提醒我们，看待历史人物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避免陷入简单化、标签化的误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