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正月的江南，寒雨连绵。一艘挂着“民生考察船”旗号的蒸汽客轮缓缓驶离上海港，船舱内，李鸿章褪去了总统制服，换上一身青布棉袍，花白的胡须梳理得整齐，眼神却比在职时多了几分锐利；张之洞则裹着厚棉袄，手里攥着一本泛黄的《州县吏治录》，不时对着窗外的江南水乡出神。两人此次离京，对外宣称“归乡养老”，实则是受丁汝昌与孙先生之托，以平民身份秘密考察全国吏治、民生，摸清换届后中枢政策落地的真实情况。
“伯涵兄，咱们这趟出来，可得把架子放低，才能看到真东西。”张之洞呷了口热茶，声音带着几分沙哑，“我听说江南各省推行‘六年义务教育’，但去年的奏报里，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六成，这里头怕是有猫腻。”
李鸿章放下手中的望远镜，目光扫过岸边低矮的农舍，语气凝重：“何止是教育，丁总统说各地的甲午老兵抚恤金常有拖欠，孙总理也提过鸦片屡禁不止，这些事，不亲自去看，光靠奏折是查不清的。咱们这趟，就当是给新中枢‘扫扫灰’，也给老百姓留条说话的路子。”
客轮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第一站停靠在江苏苏州府昆山县。两人换乘乌篷船，在乡绅“沈老财”的引荐下，以“退休商人”的身份住进了县城的客栈。刚落脚没多久，就听到客栈伙计低声抱怨：“这县太爷上个月刚修了新学宫，说是‘义务教育示范点’，可里头的先生都是他的亲戚，孩子上学要交‘笔墨费’，穷苦人家根本送不起。”
李鸿章心中一沉，次日便带着张之洞去学宫“参观”。只见学宫大门朱漆一新，门口挂着“昆山县义务教育模范学堂”的牌匾，院内却冷冷清清，只有十几个穿着绸缎的孩子在读书，几个衣衫褴褛的孩童扒着门缝往里看，被门房粗暴地赶走。张之洞上前拦住门房，故作疑惑地问：“不是说义务教育不用交钱吗？怎么这些孩子不能进？”
门房斜睨了他一眼，不耐烦地说：“什么义务教育？县太爷说啦，读书是贵人的事，穷小子识几个字就行，进学宫得交五两银子的‘赞助费’，没钱就别来凑热闹！”
两人不动声色地离开，随后找到那几个被赶走的孩童家长。一位姓王的老农抹着眼泪说：“去年县太爷派人来登记适龄儿童，说朝廷会发补贴，让孩子都上学。可到了开学，却要收‘笔墨费’‘课桌费’，我家两个孩子，一年要交十两银子，哪掏得起啊？只能让他们跟着我下地。”
李鸿章让随从记下老农的诉求，又去县衙附近的茶馆打听。茶馆老板压低声音说：“县太爷不仅贪教育补贴，还跟鸦片贩子勾结——城东的‘裕昌商行’表面卖茶叶，暗地里全是鸦片，县太爷每月能拿五百两分红。前阵子有个老秀才举报，结果被安了个‘通匪’的罪名，关在牢里还没放出来呢！”
听到“鸦片”二字，张之洞的脸色瞬间涨红——他在职时力主禁烟，没想到刚退休，地方就死灰复燃。两人当即决定夜访“裕昌商行”，却不想刚靠近商行后门，就被两个手持棍棒的打手拦住。“老东西，瞎转悠什么？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打手说着就要动手，幸好随从及时上前阻拦，才没让两人遇险。
“这昆山的水，比咱们想的还浑。”回到客栈，李鸿章揉了揉发僵的肩膀，“县太爷勾结鸦片贩子，贪墨教育经费，还打压异见，这样的官员不查，朝廷的政策就是一纸空文。”张之洞立刻提笔写下密信，让随从快马送往苏州府知府衙门，要求彻查昆山县令。三日后，苏州知府亲自带人来昆山，将县太爷革职查办，释放了被关押的老秀才，还减免了学宫的各项杂费，让穷苦孩子得以入学。
离开昆山前，那位姓王的老农带着两个孩子来送行，手里捧着一篮刚蒸好的糯米糕：“多谢两位老爷为我们做主，孩子们终于能上学了！”李鸿章接过糯米糕，眼眶有些湿润：“这是朝廷该做的，以后有难处，就找府里的巡按使，别再忍气吞声。”
客轮继续西行，二月初抵达湖北武汉。此时的武汉已成为龙国的工业重镇，汉阳铁厂、湖北兵工厂的烟囱林立，但两人在走访时发现，工厂的工人生活却十分困苦——每天工作14个小时，月薪只有2龙元（约合0.4英镑），还经常被工头克扣；工人宿舍是低矮的工棚，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不少工人得了肺痨，却没钱看病。
在汉阳铁厂，一位名叫张铁柱的老工人拉住李鸿章的手，哭诉道：“老爷，我们天天在高炉旁干活，热得要死，工头还逼着我们加班，上个月有个小伙子累得掉进高炉里，连尸骨都没找着，厂里就给了五十龙元的丧葬费，还说是‘意外’！”张之洞立刻让随从去核实，发现仅1906年，汉阳铁厂就有12名工人因工伤死亡，厂方从未上报，也未给予合理赔偿。
更让两人气愤的是，湖北兵工厂的官员还存在“贪污军需”的问题。他们在兵工厂附近的集市上看到，有商贩公然售卖兵工厂的步枪零件，价格比市价低三成。一位商贩偷偷透露：“这些零件都是厂里的管事偷出来的，他们把好的零件卖了，用次品组装成步枪，送到军队里去。”
李鸿章当即写信给段祥瑞，要求严查湖北兵工厂的贪腐问题。段祥瑞接到信后，立刻派陆军纪检官员前往武汉，查处了5名贪污的管事，将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至10小时，月薪提高到3龙元，还在工厂附近设立了“工人医院”，提供免费诊疗。消息传到工厂，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在工厂门口挂起“感谢李张二公”的牌匾，张铁柱更是带着十几名工人，乘船追了几十里，只为给两人送上一面媳妇亲手绣的锦旗。
三月初，两人抵达河南郑州。此时的郑州刚经历过黄河水患，朝廷拨款200万龙元用于赈灾和修堤，但两人在走访灾区时发现，真正用到灾民身上的钱款不足三成——河堤只修了一半就停工，灾民的安置房是漏雨的草棚，赈灾粮里还掺着麸子和石子。
在郑州城外的灾民安置点，一位名叫赵老栓的甲午老兵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对两人说：“我当年在甲午战争中丢了一条腿，朝廷说每月给五龙元的抚恤金，可这半年来，只拿到过一次，还是假币。现在闹水灾，家里的房子被冲垮了，孩子都快饿死了，去找知府要赈灾粮，却被差役打了出来！”
李鸿章看着老兵空荡荡的裤腿，想起甲午的惨烈，眼圈泛红——这些老兵是国家的功臣，却落得如此下场，是中枢的失职。他立刻让随从去知府衙门调取赈灾款项的账目，发现知府与河道总督相互勾结，将大部分赈灾款贪污，还伪造了“河堤完工”的验收报告。张之洞气得拍案而起：“这些蛀虫，连赈灾款和老兵抚恤金都敢贪，简直是丧尽天良！”
两人当即联名写下密信，快马送往北京。丁汝昌接到信后，立刻召开军事会议，派左宝贵前往郑州查办。左宝贵抵达郑州后，将知府和河道总督革职查办，追回贪污的赈灾款120万龙元，重新修缮河堤，给灾民发放足额的赈灾粮，还补发了所有甲午老兵的抚恤金。赵老栓拿到抚恤金时，跪在地上对着北京的方向磕头：“多谢李中堂、张大人，多谢朝廷，我们这些老兵，没白为国家打仗！”
离开郑州后，两人又前往陕西、四川等地，一路察访下来，发现的问题远超预期——除了贪污腐败、教育滞后、民生困苦，还有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虚报粮食产量；职业培训流于形式，工厂招工仍以“学徒制”为主，工人缺乏系统技能；公共医疗只覆盖到县城，农村地区没有医生，百姓生病只能靠“土方子”；休假制度更是形同虚设，无论是工厂工人还是政府职员，全年只有春节能休息三天。
在四川成都，两人还遇到了一件类似“驴得水”的荒唐事——成都府为了应付中枢的“乡村教育考核”，在偏远的郫县设立了一所“模范小学”，学校里只有一名“老师”，却是当地地主的傻儿子，学生都是雇来的村民，每天坐在教室里装样子，考核组一来就“上课”，考核组一走就解散。李鸿章得知后，当即要求成都知府撤销这所“假学校”，将贪污的教育经费用于修建几所真正的乡村小学，还特意留下随从，监督学校的建设进度。
五月初，两人抵达云南昆明。此时的云南鸦片种植依旧猖獗，虽然朝廷早已颁布《禁烟令》，但当地官员为了收取“鸦片税”，对鸦片种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昆明城外的山区，两人看到漫山遍野的罂粟花，一位老农无奈地说：“不是我们想种鸦片，而是种水稻一年只能赚五两银子，种鸦片能赚二十两，官员还说‘种鸦片不犯法，只要交够税’。去年有个乡邻不肯种鸦片，被差役把庄稼都毁了，还被抓走关了半个月。”
张之洞看着眼前的罂粟花，想起自己当年在湖北禁烟的成效，心痛不已：“鸦片不仅害了百姓的身体，还让国家的粮食产量下降，必须彻底禁绝！”两人立刻写信给云南巡抚，要求严格执行《禁烟令》，销毁所有罂粟，还让老农改种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朝廷给予每亩地五龙元的补贴。云南巡抚接到信后，不敢怠慢，立刻组织兵力下乡销毁罂粟，还严惩了几名包庇鸦片种植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