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你们这儿看病的人多吗？”
一个看起来快人快语的大姐打量了他一眼，说道：“小伙子，外地来的吧？我们这村，别的或许不多，就是药罐子多。家家户户，谁没个头疼脑热、浑身不得劲的？特别是从前在河对岸那些厂里上过班的，回来没几年，一个个都倒下了。我们村东头的李老四，你还记得不？当年进厂的时候，壮得像头牛，一个人能扛两袋水泥。在厂里干了不到五年，回来就整天咳嗽，喘不上气，前年冬天，人就没了，才四十出头。”
她的话像一把锥子，扎进了在场每个人的心里。气氛瞬间沉寂下来。
苏正握着那瓶还没开封的矿泉水，手心有些发凉。他知道，这已经不仅仅是环境污染的问题，这是在用无数普通百姓的健康和生命，为那些所谓的“经济发展”和“政绩”买单。
天色渐晚，苏正准备离开夏庄。当他走到村口时，一个拄着拐杖的身影拦住了他。
那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尽管身形瘦削，腰板却挺得笔直。他的眼睛虽然有些浑浊，但目光却异常锐利，仿佛能看穿人心。
“这位同志，”老人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我注意你一下午了。你问了田里的收成，问了河里的水，还问了村里人的病。你不是来采风的吧？”
苏正看着他，没有说话。
“我叫张敬德，以前是村里的小学老师，后来当了几年村支书。”老人自我介绍道，他的目光紧紧锁着苏正，“这些年，来我们这儿‘看’的人不少。有记者，有环保志愿者，也有上面派下来‘调研’的干部。他们来了，拍几张照片，录几段视频，说几句‘一定向上反映’的空话，然后就走了，像一阵风，吹过就没了。”
苏正的心被老人的话轻轻刺了一下。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你来干什么。”张敬德的拐杖在地上轻轻顿了顿，“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点什么，就跟我来。”
苏正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
他跟着张敬德，走进了村委会一间破旧的办公室。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纸张发霉的味道。老人从一个上了锁的铁皮柜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厚厚的、用牛皮纸包着的大本子。
他将本子放在桌上，一层层解开包在外面的绳子，动作庄重得像是在开启一件圣物。
“这是我们夏庄的‘血泪账’。”张敬德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苏正凑过去，只见那是一本最普通的会计账本，但里面记录的，却不是金钱的进出。
账本的每一页，都用工整的小楷，详细记录着日期、天气、以及当天清源河水的颜色。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日，晴。河水呈黄褐色，有刺鼻酸味。”
“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阴。河水呈深红色，如猪血，水面有白色泡沫，死鱼三十二条。”
“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小雨。河水呈墨绿色，黏稠，村西李家水井打上来的水有柴油味。”
……
一页页翻过去，触目惊心。账本的后半部分，记录的不再是河水，而是人。
“王二柱，男，四十二岁，原宏达化工厂工人，二零一六年查出肺癌，二零一七年春去世。家中撇下老母与幼子。”
“赵秀英，女，三十五岁，长期皮疹不愈，二零一八年查出皮肤癌……”
“张小虎，男，七岁，二零一九年查出白血病……”
一个个冰冷的名字，后面连接着的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和绝望的生命。这本厚厚的账本，哪里是什么记录，分明是一份长达十年的死亡名单。
苏正的手指在那些名字上轻轻抚过，指尖传来一阵冰凉。他感觉自己看到的不是字，而是一双双绝望的眼睛，听到的是一声声无力的哀嚎。
“我写信，我上访，我把材料寄到市里，寄到省里。”张敬德的声音已经哽咽，“可是，都石沉大海。他们说我造谣，说我煽动村民，还让派出所的人来警告我。他们不信，他们不愿意信！”
老人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苏正，那眼神里有愤怒，有不甘，有长久压抑的痛苦，还有最后一丝不愿放弃的希冀。
“同志，你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