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上躺着一个男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脸色蜡黄，嘴唇干裂，正费力地喘息着。坐在床边的女人也很瘦弱，头发枯黄，身上的衣服打着好几个补丁，一双眼睛里满是麻木和绝望。她手里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碗里是黑乎乎的药汤。
看到苏正这个陌生人进来，女人下意识地将身体挡在了床前，像一只护崽的母兽。
“大嫂，别怕，我没有恶意。”苏正放缓了声音，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无害。他看到了灶台上那半锅清汤寡水的东西，里面飘着几片菜叶，这就是他们的晚饭。
吃不饱，穿不暖。
这六个字，在这一刻，不再是报告里的抽象概念，而是眼前这活生生的人，这令人心碎的现实。
“你是……干部？”女人打量着他，虽然他穿着旧T恤，但那身不同于乡民的气质，还是让她起了疑心。在她们眼里，“干部”和“麻烦”几乎是同义词。
“不是。”苏正摇头，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小袋饼干和一瓶水，放在地上，“我就是个打工的，迷路了。这是我带的干粮，给孩子吃吧。”
他这才注意到，女人的身后，还缩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面黄肌瘦，睁着一双大大的、满是怯懦的眼睛，正偷偷地啃着自己的指甲。
看到饼干，小女孩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又立刻低下头，不敢多看。
女人的戒备似乎松动了一些，但眼神依旧复杂。
苏正没有再多说，只是默默地退到门口，蹲下身子，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有压迫感。
“他……这是怎么了？”苏正看着床上的男人。
女人沉默了很久，才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说：“前年上山砍柴，摔断了腿，没钱治，就这么拖着……现在人已经废了。”
苏正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狠狠攥住。
“扶贫款……没有吗？我看外面……盖了那么多新房子。”他终于还是问出了口，声音有些干涩。
听到“新房子”三个字，女人那麻木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一抹极度讥讽的表情，那表情让她整个人都显得扭曲起来。
“新房子？”她笑了一声，那笑声比哭还难听，“那是给上面人看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她的情绪似乎被点燃了，压抑已久的怨恨，像决堤的洪水，再也抑制不住。
“去年秋天，来了一帮人，说是要给我们盖新房，让我们脱贫。把我们赶到村东头，叮叮当当敲了半个月，就弄出那么一排墙。墙刷好的那天，他们把我们全村人叫过去，每家发了一件新衣裳，让我们站到那假墙前面笑！”
女人的声音开始颤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有个当官的，拿着个大喇叭喊，说等会儿有大领导路过，谁要是不笑，或者敢乱说话，就取消低保，以后一分钱的补助都别想拿到！还说，这是为了村子好，为了大家好，是给我们争脸面！”
“我们能怎么办？我们不敢不笑啊！我男人那时候腿还瘸着，也得拄着拐杖，咧着嘴笑，笑得比谁都大声！照片拍完了，新衣裳收回去了，人也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提过新房子的事。我们就还住在这漏雨的破屋里，守着外面那排好看的‘新房子’过日子！”
“这就是‘扶贫’！这就是我们的‘好日子’！”
女人说到最后，再也忍不住，捂着脸蹲在地上，发出呜咽的哭声。那哭声被刻意压抑着，不敢放声，仿佛连哭泣都是一种罪过。
床上的男人费力地转过头，看着自己的妻子，浑浊的眼睛里，流下两行无声的泪。那个小女孩被吓到了，也跟着小声地哭起来。
一时间，这间破屋里，只剩下绝望的、压抑的啜泣声。
苏正蹲在门口，拳头死死地攥着，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感觉自己的胸膛里，有一座火山即将喷发。
他看着这一家人的血泪，脑海里浮现出扶贫办赵主任那张可能油光满面的脸，浮现出那些坐在办公室里，轻描淡写编造着数据的干部。
他们笔下的一个数字，就是眼前这一家人的全部希望与绝望。他们为了粉饰太平而搭建的一面假墙，却成了压在这些贫困户身上，永远也翻不过去的大山。
敢怒不敢言。
苏正终于彻底明白了这五个字的重量。它不是一句简单的形容，它是无数像眼前这家人一样，被命运和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人们，用血泪和沉默铸成的枷锁。
他缓缓站起身，没有再说任何安慰的话。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他将背包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掏了出来，轻轻放在了门边的地上。然后，他转身走出了这间让他窒息的屋子。
站在屋外，他回头望去。一边，是那排在夜色中依然显得“亮丽”的假墙；另一边，是这间透出昏黄灯火、充满了哭泣与绝望的土坯房。
一真一假，一天一地。
苏正拿出手机，没有开闪光灯，对着那间土坯房，以及它背后那堵巨大的、荒谬的假墙，按下了快门。
“咔嚓”一声轻响，在寂静的夜里，仿佛一声惊雷。
他知道，只调查一个下河村，还远远不够。他要将这幅“画”，从头到尾，每一个被颜料掩盖的角落，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收起手机，没有回头，迈开大步，朝着下一个“已脱贫”的贫困村走去。夜色深沉，他的身影很快便融入其中，但那双在黑暗中燃烧着怒火的眼睛，却比天上的星辰，还要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