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十分钟，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李主任抱着一个半人高的、积满灰尘的大纸箱，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他脑门上全是汗，白衬衫的后背也湿了一片。他身后还跟着档案室的一个小年轻，一脸惶恐地看着自己的顶头上司，干着体力活。
“来，小苏，你要的都在这儿了。”李主任把纸箱“咚”地一声放在地上，激起一片灰尘。他毫不在意地用自己昂贵的西裤擦了擦手，又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仔细地擦拭着纸箱的封面，仿佛那上面沾的不是灰，而是什么病毒。
“这都是最原始的档案，没经过任何‘润色’的。”李主任压低声音，意有所指地补充了一句，“扶贫办那边想要，我都没给。”
苏正看着这位县委办一把手，亲自为自己充当搬运工，心里五味杂陈。这就是权力的滋味，也是压力的具象化。
“谢谢李主任，辛苦您了。”
“辛苦什么！应该的，应该的！”李主任摆着手，脸上笑成了一朵菊花，“你先忙，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二十四小时开机！”
送走恨不得留下来帮他翻资料的李主任，苏正关上门，将那个巨大的纸箱拖到办公桌旁。
一股陈年的纸张和灰尘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
他打开纸箱，里面是一沓沓用牛皮筋捆着的、边缘已经泛黄的表格和文件。这些文件纸质粗糙，很多字迹都是手写的，涂涂改改，远没有新报告那么“漂亮”。
但这才是真实。
苏正一头扎进了这堆故纸堆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办公室里只剩下他翻动纸页的沙沙声。他将新报告里的数据，与这些原始档案一一进行比对。
一个又一个疑点，像水下的暗礁，逐渐浮出水面。
新报告里，红旗村的王大爷，去年人均收入三千，今年“飞跃”到了五万。可原始档案显示，王大爷家只有一个常年卧病的妻子，唯一的儿子在外打工，一年到头也寄不回几个钱。这五万的收入，是从何而来？难道是儿子突然中了彩票？
新报告里，石嘴乡的李家三兄弟，全部被列为“产业脱贫”的典型，据说靠养殖山羊年入十万。可前年的档案里，却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当地因为水源问题，根本不适合大规模养殖。
最让苏正觉得荒谬的，是一个名叫“下河村”的贫困村。新报告里，这个村子被誉为“生态旅游脱贫示范村”，风景优美，民风淳朴。可苏正记得，他刚来清源县的时候，听一个老乡提过一嘴，说那个村子偏僻得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年轻人都跑光了，只剩下一些老人，村子穷得叮当响。
一个个谎言，在冰冷的原始数据面前，被无情地戳穿。
苏正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他终于明白，这份报告为什么“漂亮得像画儿一样”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画出来的。
用虚假的数据当颜料，用夸大的事实做点缀，画出了一幅领导们最想看到的“国泰民安图”。
而周书记，让他来当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
苏正拿起那份“漂亮”的报告，又看了一眼墙角的原始档案。他没有愤怒，内心反而一片平静。他知道，坐在办公室里，是无法和这幅“画”战斗的。
他必须亲自走进画里，去看看那些被颜料层层覆盖的，真实的底色。
他站起身，脱下身上的白衬衫，换上了一件从老家带来的、洗得发白的旧T恤和一条普通的牛仔裤。然后，他从抽屉最底层，翻出了一顶灰扑扑的鸭舌帽。
戴上帽子，将帽檐压得很低，镜子里的人，瞬间从一个前途无量的县委办副主任，变成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即将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
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地图，手指在那个名叫“下河村”的地方，重重地点了一下。
做完这一切，苏正没有走正门。他从办公室的后窗翻了出去，那里是一个很少有人经过的平台，顺着消防梯，他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县委大院的后墙下。
夜色如墨，将他的身影完全吞没。
他没有回头，径直朝着灯火阑珊的县城边缘走去。他要去客运站，赶最后一班去往山区的、最破旧的那趟公共汽车。
一场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对“真假脱贫”的秘密调查，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