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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经深了。
县委大院里，绝大多数的窗户都已陷入沉寂的黑暗，只有零星几点灯火，像是熬夜人疲惫的眼睛，固执地与夜色对抗。
督查室的办公室里，灯还亮着。
苏正没有回家，甚至没有离开他的办公桌。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桌面上那盏老旧的台灯，将一圈昏黄的光晕投射在他面前的文件上，也映照出他棱角分明的侧脸。
空气里还残留着傍晚时分，众人翻阅旧档案时扬起的尘埃气味，混杂着纸张的霉味，形成了一种独属于办公室深夜的味道。小王和其他同事都已下班，吴远山临走前特意过来叮嘱他早点休息，别把身体熬坏了，但他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动。
他在等。
等一个结果，或者说，等一个开始。
那份凝聚了他一下午心血的“内参”报告，此刻应该已经静静地躺在了周学兵书记的案头。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颗颗他亲手埋下的地雷，只等着一个合适的时机，被引爆。
但他知道，光有那些文字还不够。
官场的水太深，王平背后站着县长，县长背后又有更复杂的利益网络。一份报告，即便再尖锐，再详实，也可能在层层博弈与妥协中，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或许能让王平伤筋动骨，但要想连根拔起，将那些被侵吞的血汗钱一分不少地还给农民，还远远不够。
他需要一把更锋利的刀，一把能够绕开所有规则，直击要害的刀。
苏正的目光，落在了桌角那份报告的存档原件上。在报告正文的结尾，那片被特意留出来的空白区域，在灯光下显得格外醒目。
他缓缓拉开抽屉。
那支英雄牌钢笔，静静地躺在绒布内衬里。与之前相比，它似乎又有了些许变化。笔杆上那些原本只是线条的金色纹路，如今已经凝结成一个个细密而玄奥的符文，像是某种古老文明的铭刻。在昏黄的灯光下，这些符文仿佛在进行着一种极其缓慢的呼吸，吞吐着微不可查的光芒。
当苏正的手指触碰到冰凉的笔杆时，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温润的热流从笔杆上传来，顺着他的指尖，缓缓流淌进身体。那是今天下午，从几十位农民身上汇聚而来的“民意功德”，纯粹、质朴，带着土地的厚重。同时，还有另一股力量，来自于王平那张傲慢的脸，来自于征地办紧闭的大门，来自于那份将补偿款大刀阔斧砍掉百分之二十的会议纪要——那是浓郁到几乎化为实质的“官僚怨气”。
两股力量在笔中交织，让这支笔变得前所未有的沉重。
苏正握住笔，将其从抽屉中取出。他没有立刻下笔，而是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脑海中，一幕幕画面不受控制地翻涌。
是王老根那双布满血丝、混杂着绝望与最后一丝期盼的眼睛。是那个坐在台阶上、哭声撕心裂肺的老太太。是那些男人脸上被烈日晒出的黝黑，以及被生活压弯的脊梁。
紧接着，画面一转。
变成了征地办主任王平那张油头粉面、挂着虚伪笑容的脸。他挺着啤酒肚，穿着与周围格格不入的高尔夫球服，用一种施舍般的口吻说着“要相信政府，相信政策”。还有他隔着玻璃门，看着门外受苦的农民时，嘴角那一闪而逝的、毫不掩饰的轻蔑。
“这帮喂不熟的白眼狼……”
“他们以为他们那几亩破地是什么宝贝？”
“给他们点钱就不错了，还敢闹事？！”
王平在办公室里骂骂咧咧的声音，仿佛又在苏正耳边响起。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根针，扎在他的神经上。
苏正猛地睁开双眼，眼底一片冰冷的清明。
他不再有任何犹豫。
他拧开笔帽，金色的笔尖在灯光下折射出一道锐利的光芒。他将报告存档件拉到自己面前，左手扶着纸张边缘，右手握笔，悬停在那片空白的“批注”栏上方。
他能感觉到，笔杆上的符文，似乎比刚才更亮了一些，仿佛在催促着他，期待着他。
这一次，他要写的不是对某个具体事物的祝愿，而是对一笔钱，一笔本该属于老百姓的救命钱的“诅咒”。
笔尖落下，触碰到纸张，发出轻微的“沙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