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上嘎吱作响的楼梯，敲响了那扇掉漆的木门。
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面色憔悴，眼窝深陷，看到陌生人，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你找谁？”
“您好，我是清源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我们正在做一个关于居民医疗负担的课题研究，想跟您聊几句，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苏正露出一个温和无害的笑容，指了指胸前挂着的一个临时做的、看起来很粗糙的“工作证”。
女人犹豫了一下，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手里的本子，似乎觉得他不像坏人，才侧身让他进了屋。
屋里很狭小，光线昏暗。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正躺在沙发上睡觉，呼吸声有些重。
“我孩子前阵子得了肺炎，住院花了不少钱。”女人不等苏正开口，就主动说了起来，语气里满是疲惫和无奈，“您想问什么就问吧。”
苏正的心沉了一下。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他听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疾病面前的挣扎。女人的丈夫是工地上的零工，收入不稳定。她自己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孩子一生病，整个家里的天都像塌了一半。
“……就那么几瓶水，几盒药，一天就要一千多。我问护士，能不能用点便宜的药，护士说现在医院就这些药，都是最好的。好不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贵。”
女人从抽屉里翻出一沓厚厚的单据，递给苏正：“这是出院的账单，一共八千六百多。我们找亲戚朋友借了五千，才勉强凑够。”
苏正接过那沓单据，指尖能感觉到纸张上还残留着女人反复摩挲的余温。他一张张翻看，目光扫过那些陌生的药名，和他从药店了解到的价格做了个对比，每一项，都触目惊心。
“阿奇霉素，外面几十块一盒，医院开的这个叫什么‘阿奇分散片’，两百多。一个普通的化痰药，也要一百多。还有这个，医生说是增强免疫力的，一小瓶就要三百，开了五瓶。”
苏正的笔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但他记下的每一个字，都像刻在了心上。
告别了这位年轻的母亲，苏正的心情无比沉重。他沿着小巷继续往里走，来到一棵大槐树下。几个老人正坐在树荫下乘凉下棋，讨论着家长里短。
苏正走过去，蹲在一个正在看棋的老大爷旁边。
“大爷，棋下得不错啊。”
老大爷瞥了他一眼，没搭理他，注意力全在棋盘上。
苏正也不着急，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一盘棋下完，老大爷赢了棋，心情不错，才主动开了口：“小伙子，看你面生，不是这片儿的吧？”
“我过来走走亲戚。”苏正顺势递上一根烟，“大爷，跟您打听个事儿。这附近的老人家，看病都去哪儿啊？”
“还能去哪儿？县医院呗。”老大爷接过烟，别在耳朵上，摆了摆手，“不过现在啊，那地方去不起了。小病不敢去，大病去不起。”
旁边一个瘦高的老大爷也凑了过来，叹了口气：“谁说不是呢。我上个月，就是有点咳嗽，气管炎的老毛病了。去医院想开点药，结果你猜怎么着？”
他伸出一根手指，又弯了下去，比划了一个“八”。
“八百多！就给我开了三盒药，说是什么进口的，效果好。我回家一看，这不就是以前吃的几十块钱的‘罗红霉素’换了个包装嘛！这不是抢钱是啥？”
“可不是嘛！”另一个胖点的大爷也加入了话题，“我那高血压的药，以前一个月才三十多，现在倒好，给换了个洋名儿的，一个月三百多！我跟医生说，我吃以前那种就挺好，医生说那药停产了，没货。我呸！我回头去街对面的药店问，人家那儿就有！这不明摆着坑人嘛！”
苏正静静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引导，手里的笔就没停过。
他听一个退休工人说，他得了带状疱疹，疼得受不了，去医院看病，花了一千五百多块钱买了一堆“神经营养药”，感觉自己的血汗钱，退休金，全被医院给吸干了。
他听一个蹬三轮车的大叔说，他老婆做个小手术，光是术后吃的消炎药和止痛药，就花了两千多，比手术费还贵。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把刀，在苏正的心上反复切割。
他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他发现，当这些冰冷的数据，变成一张张布满愁容的脸，变成一声声充满无奈的叹息时，那种冲击力，远比他想象的要猛烈得多。
天色渐渐暗了，苏正离开了老城区。
他没有回招待所，而是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县医院的广场前。
夜晚的医院，比白天更显得庞大而冷漠。灯火通明的住院部大楼，像一头沉默的巨兽，匍匐在城市的中央。它本该是庇护生命的港湾，此刻在苏正眼里，却成了一个吞噬血汗的无底洞。
他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看着他们脸上交织的焦虑、痛苦与茫然，他口袋里的那支英雄钢笔，开始变得滚烫，那是一种积蓄了太多民怨之后，急于喷薄的灼热。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
常规的调查，正面的交锋，都已行不通。
对付这种已经烂到根子里的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一种它完全无法理解、无法防御的方式，给它来一次彻底的“休克疗法”。
苏正转身，朝着县委大院的方向走去。他的脚步不快，但每一步都异常坚定。
他要写一份报告。
一份足以让整个清源县医疗系统天翻地覆的报告。
他已经想好了，那份报告最后的批注，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