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的冬季，当洪承畴在西域高歌猛进之时，远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战火正酣。
按照与大明皇帝的密约，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领以蒙古骑兵为主的主力，越过唐古拉山，进入了西藏，旨在消灭敌视格鲁派（黄教）的第悉藏巴汗政权（支持噶举派，俗称白教）。
然而，战事进展远非预想中顺利。
藏巴汗丹迥旺波依托拉萨、日喀则等地的坚固堡垒和复杂地形进行顽强抵抗。
西藏高原的严寒、缺氧以及漫长的补给线，极大地消耗了蒙古大军的锐气。
战局从预期的闪电战，演变成了残酷的拉锯战和消耗战，双方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僵持不下，伤亡惨重。
固始汗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前进，则攻坚乏力，损失日增；后退，则前功尽弃，威信扫地，更无法向支持他的格鲁派和背后的明朝交代。
与此同时，格鲁派集团也忧心如焚。
年轻的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和其师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虽然热切期盼固始汗能消灭藏巴汗，为黄教扫清障碍，但旷日持久的战争严重破坏了西藏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也让他们担心，即使最终获胜，和硕特蒙古人的统治是否会过于强大，反而损害格鲁派的利益？
他们迫切需要一股更强大、且能平衡蒙古力量的外部势力来“主持公道”，确保战后格局对黄教有利。
崇祯七年末，两路使者几乎同时从拉萨出发，冒着风雪，分别经青海道和川藏道，赶往北京。
一路是固始汗的使者。
他的表文措辞恭敬而急切：
“恭奏大明天子陛下：臣奉旨护教，兵进卫藏。然逆酋藏巴，负隅顽抗，仗地利之险，耗我王师。今战事胶着，士卒疲敝，恐负圣恩。伏乞陛下念黄教之危，遣天兵以为奥援，早定藏局，则佛法幸甚，边陲幸甚！”
表文中，固始汗巧妙地将自己的军事行动定义为“奉旨”，将困境归因于敌人顽固，核心诉求是请求明朝“遣天兵以为奥援”。
另一路是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联合派遣的格鲁派高僧使团。他们的表文则更具宗教和政治色彩：
“世间法王大皇帝陛下金鉴：今有邪魔藏巴，倒行逆施，迫害正信（格鲁派），雪域佛土，生灵涂炭。幸有护教法王固始汗（已接受明朝册封）兴兵讨逆，然力有未逮。恳请陛下秉菩萨心肠，行雷霆手段，遣使主持公道，发兵护持圣教，则西藏百万僧俗，永感天恩，长奉正朔！”
这份表文，将明朝皇帝尊为“世间法王”（超越世俗的佛教护法君主），将介入定义为“主持公道”和“护持圣教”，给予了明朝极高的道德地位和行动合法性。
这两份表文，一武一文，一急一缓，却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恳请大明帝国直接介入西藏事务。这为崇祯皇帝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名正言顺的机遇。
崇祯八年正月，两份表文送达北京。
崇祯皇帝在文华殿召集重臣，商议对策。
内阁首辅周延儒持重，认为：“陛下，西藏地势极高，路途险远，大军远征，耗费巨万，恐非良策。不若遣一能臣干吏，持节前往，调解纷争，宣示主权即可。”
但崇祯的决心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