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的盛夏，西南的群山沐浴在炽热的阳光中。
比阳光更炽热的，是一项如同春雷般炸响在每一个村寨、每一座山头的诏令——《钦定西南兴学令》。
这道诏令，没有刀光剑影，却比任何刀剑都更具颠覆性。
它宣告，在西南这片刚刚经历战火洗礼的土地上，将建立一套前所未有的 “4+2+2”新式学制，面向所有孩童，无论贵贱，无论男女。
乌蒙山深处，一个名为黑石寨的村落，这里曾是水西安氏最偏远的一个农奴寨。
清晨，寨子中央那座刚刚用原木和茅草搭建起来的“官立蒙学堂” 前，挤满了惶恐而又好奇的村民。
孩子们光着脚丫，躲在父母身后，怯生生地望着那位穿着洗得发白的儒衫、由省城派来的年轻先生林致远。
林先生没有拿戒尺，而是举起了一本封面印着日月徽记的《新编蒙学三字经》。他清了清嗓子，用带着湖广口音的官话，朗声读道：
“人之初，性本善；忠陛下，爱大明。”
“水西乱，安奢狂；王师至，复纲常。”
“分田地，免杂徭；入学堂，识礼义。”
简单的三字句，却像重锤般敲击着村民们的心。
这些话语，将他们刚刚经历的巨变——从安土司的娃子变成了拥有地契的自耕农，与“陛下”、“大明”、“王师”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个叫阿吉的八岁彝族男孩，眼睛瞪得大大的，他听不懂所有的话，但“分田地”三个字，让他想起了家里那块刚刚分到的、能长出包谷的土地。
他下意识地挺直了瘦小的脊背。
林先生放下书，指着墙上悬挂的崇祯皇帝御容和日月浪涛旗，郑重地说：
“从今日起，你们不再是任何土司的娃子！你们是大明的子民！陛下仁德，赐你们田地，更要教你们读书明理！四年蒙学，一文不收，笔墨纸砚，皆由朝廷供给！”
人群中响起一片难以置信的嗡嗡声。
免费读书？这对于世代为奴、连饭都吃不饱的山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学费的来源，正是抄没安邦彦等叛逆的巨额家产设立的 “西南兴学基金”。
两年后，第一批蒙学毕业的优秀学子，被选送进水西府城新设立的中学堂。
学堂设在原安邦彦一处别院的基础上，高墙深院，却充满了崭新的气息。
在这里，课程不再仅仅是识字明理。
课堂上，先生摆出了地球仪，讲述脚下的大地是一个圆球，大明位于中央，水西只是西南一隅，彻底打破了“山外还是山”的狭隘认知。
算学课上，学生们学习更复杂的田亩测算和粮赋计算。
最让他们惊奇的是格物课，先生演示杠杆原理，用滑轮组轻松吊起沉重的石块，并告诉他们：
“此乃陛下倡导之‘实学’，可用来修路、架桥、兴水利！”
学生中，就有当年黑石寨的阿吉。他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尤其痴迷于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