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寅为先锋，率领久经战阵的“猓猡兵”（彝族精锐），直扑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守军措手不及，城内部分对朝廷不满的土官内应，城池于六月二十日即告陷落。
叛军缴获大量粮草军械。
奢寅不做休整，马不停蹄，沿綦江南下，于六月二十五日攻占綦江，兵锋直逼重庆。
一旦重庆有失，叛军即可控制长江上游水道，截断四川与湖广的联系，并可顺江而下威胁湖广，与贵州的安邦彦形成夹击整个四川盆地之势，局面将彻底失控。
四川巡抚急调各地兵马驰援重庆，川东震动。
水西、永宁叛乱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西南。云南东部与贵州接壤的乌撒（今威宁）、乌蒙（今昭通） 等地的土司，如安效良、禄万钟等，原本就与朝廷若即若离，见安、奢势大，纷纷斩杀朝廷税吏，起兵响应，或拥兵自重，观望风色。
叛乱使得云南经贵州通往中原的东路驿道完全中断，云南巡抚与朝廷的联系只能绕道遥远的川西或广西，信息传递极为困难，加剧了恐慌情绪。
整个云南东北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之中。
此次叛乱，因安邦彦与奢崇明的深度联合与长期准备，呈现出与以往任何一次土司叛乱截然不同的危险特征：
叛军不再是各自为战。水西安氏、永宁奢氏为核心，裹挟了大量中小土司和部落，实际可战之兵接近十万，加上胁从民夫，号称三十万，绝非虚言。
其控制区一度囊括大半个贵州、川南遵义、泸州一带、以及云南东北部，面积广阔。
安、奢二人显然有过深入的战略沟通。安邦彦主攻贵阳，意在夺取省城，瘫痪贵州中枢；奢崇明父子东进，目标直指重庆和长江，旨在切断四川援黔之路并开辟第二战场。
两者形成了南北呼应、东西对进的战略态势，意图将明军分割包围在几个孤立区域。
叛军不再仅仅依靠弓弩刀矛。
通过多年走私，其精锐部队装备了一定数量的火铳（鸟铳）、甚至少量轻型火炮（如佛朗机）。
虽不及明军制式装备精良，但已在攻坚和野战中构成实质威胁。
围攻贵阳时，叛军展示了相当的土木作业能力，挖掘壕沟，建造楼车、云梯，并非一味蛮攻。
叛军利用土着优势，对明军动向了如指掌。
同时，广泛散布“朝廷欲尽诛土人，夺我田土”的谣言，煽动民族情绪，争取底层民众支持。
最危险的信号出现在贵阳城外。
安邦彦不再满足于“清君侧”或争取自治，他竟然在军中设立了丞相、都督等官职，并派人刻制印信，颁布“律法”。
其行为已远远超出叛乱范畴，显露出裂土分疆、建立独立政权的明显意图。这是对大明统治合法性的最直接、最彻底的挑战。
崇祯五年六月的这场西南大叛乱，以其爆发突然、规模宏大、战略协同、战术升级、政治野心等特点，宣告了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旨在颠覆明朝在西南统治的全面战争。
它不再是简单的边患或骚乱，而是动摇了帝国西南根基的心腹大患。
消息传至北京，朝野为之震撼，崇祯皇帝和他的新政体系，迎来了自登基以来最严峻的生死考验。
帝国的西南天空，已被叛乱的烽火映得一片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