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出路”导向（最关键的一步）： 崇祯深知，仅靠暴力无法长久。
必须让天下人看到，走新学之路，同样有光明的前途，甚至比旧的科举之路更快捷、更实惠。
于是，他颁布了 《学校出身任用条例》 。
新式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尤其是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可进入国子监，无需经过科举，可直接由吏部选派，进入各级官府担任具体的实务官职，如户房的书办（负责钱粮账目）、工房的匠作监（负责工程营造）、刑房的典吏等。
表现优异者，甚至可以破格擢升，与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享有同等的升迁机会。
这一招，精准地击中了旧科举体系“录取名额极少、上升通道狭窄”的痛点。
对于广大的中下层平民乃至一些家道中落的士绅家庭而言，科举之路漫漫长夜，而新学之路却提供了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体制内晋升捷径。
一时间，“读书做官”有了新的解读
——不一定要熟读诗书，精通算学、格物，同样可以端上“铁饭碗”。
这一巨大的利益导向，极大地吸引了潜在的生源，使得新学在底层拥有了顽强生长的沃土。
许多原本抵制新学的家庭，开始悄悄打听入学条件。
尽管步履维艰，争议不断，但到崇祯五年底六年初，新式教育的幼苗已然在帝国板结的土地上破土而出。
在北京西山的“格物大学堂”里，第一批遴选出的青年学子，正围着汤若望带来的地球仪，好奇地指认着欧罗巴、亚美利加的位置；
在南京的“算学大学堂”，学生们用新式的算符演练着复杂的方程；
而在成千上万所简陋的乡村“小学堂”里，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齐声诵读着改编版的《三字经》：
“人之初，性本善，不读书，不知义…识文字，明算术，忠陛下，爱大明…”
这朗朗书声，不仅仅是在传授知识，更是在进行一场空前规模的国民意识塑造。
它旨在打破世家大族和士大夫阶层对知识的垄断，将“忠君爱国”的概念直接灌输给最基层的百姓，并为他们提供改变命运的实用技能。
崇祯皇帝深知，平定辽东、清理财政，或许可以依靠刀剑和权术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
但要想真正重塑一个帝国，使其摆脱周期性的衰败，迈向长治久安，唯有依靠开启的民智和培育的新一代。
这些新学堂里走出的学子，或许不会成为吟风弄月的诗人，但他们将成为未来的工程师、教师、会计师、农艺师和技术军官。
他们是帝国肌体中即将输入的新鲜血液，是支撑起未来钢铁战舰、轰鸣机器和高效行政体系的骨骼与神经。
这条教育改革之路，布满了荆棘与争议，其最终成果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久才能完全显现。
但在这个崇祯五年的春天，种子已经播下。
崇祯皇帝以其惊人的魄力和远见，强行将一个古老的文明，推上了一条充满未知、却也孕育着无限可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一个截然不同的、更具活力的大明的未来，正寄托在这些懵懂孩童和热血青年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