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学育人诏》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深潭，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观望乃至抵触之后，在崇祯皇帝的铁腕推动和严令督促下，尤其是在北直隶、南直隶（应天府）等皇帝权威最盛的核心区域，建立新式“小学”的运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这不仅是教育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动员。
诏书要求急切，经费却捉襟见肘。各地州县官员为了完成这硬性的“政绩指标”，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校舍的来源，生动反映了这一变革的仓促与务实：
改造旧有建筑： 这是最普遍的方式。
各地官府迅速清查辖内废弃的寺庙、庵堂（尤其是一些香火不旺的小庙），无人祭祀的宗族祠堂，以及此前抄没晋商、涉案官员或像晋王、福王这类“逆产”的宅院。
工匠们被紧急征调，拆除神像，搬走牌位，用石灰水粉刷墙壁，用木板隔出教室，在院中竖起一根旗杆。
一座座原本充满宗教或家族色彩的建筑，被迅速赋予了全新的公共教育功能。
新建简易校舍： 在一些实在没有合适旧宅的地方，则由官府划拨土地，征集民夫，砍伐树木，建造最为简陋的土坯房或竹木结构的校舍。
虽然简陋，但务必保证坚固耐用。
统一的标识： 无论校舍来源如何，门前都必须悬挂由工部统一规制、当地匠人制作的牌匾，上书醒目的字样：“xx县（或xx乡）官立第一小学”。
这块牌匾不仅仅是一个名称，更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符号，象征着皇权和国家意志对基层社会最直接的介入。
在许多偏远的乡村，这是除了县衙和税卡之外，唯一一块带有“官立”字样的牌子，其震撼效果不言而喻。
师资难题：仓促组建的“启蒙军团”
建立校舍相对容易，最大的挑战在于教师
——这些即将承担起“开启民智”重任的“蒙师”。
朝廷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需要庞大的教师数量，却又缺乏现成的、符合新学要求的人才。
解决方案充满了应急色彩：
改造旧文人： 朝廷紧急从现有的秀才、童生群体中招募。这些人熟读诗书，具备基本的文化素养，但思想大多保守，且对“格物”、“算学”等新知识一无所知。
为此，各省学政衙门奉命开设了“师范速成班”，对这些准教师进行为期一至三个月的短期培训。
培训的核心是学习由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牵头编纂的《新式蒙学课本》。
这本教材堪称新旧结合的产物：
它保留了《三字经》的形式，但内容进行了大幅改编，加入了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一加一，等于二；九乘九，八十一”）、浅显的《大明律例》常识（如“纳粮税，民之本；守法度，保平安”）、以及大量歌颂太祖开国、成祖拓边、当今陛下励精图治的“忠君爱国故事”。
培训的目的，是确保这些教师至少能“照本宣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