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虽有才干，但其权力来源完全依赖于皇帝，这使得兵部形同虚设，传统的“以文驭武”格局被打破。
内廷的权势膨胀，司礼监掌印曹化淳、秉笔王承恩，这些太监的权柄远远超出了“内侍”的范畴。
王承恩掌管着富可敌国的“日月集团”，曹化淳则掌控着神秘的“御马监”精锐和情报网络。
勋贵和文臣们感到，决策的核心已从公开的朝堂转移到了神秘的宫闱之内，他们被排除在了权力核心之外。
“帝党”的崛起，孙传庭、卢象升、孙元化这些被破格提拔的官员，以及秦良玉、曹文诏等武将，他们只知有皇帝，不知有朝廷，形成了所谓的“帝党”。
这种权力结构，在张维贤看来是极其危险的，它依赖于皇帝个人的英明，一旦主上失察或出现权奸，后果不堪设想。他信奉的是制度与制衡，而非个人的绝对权威。
其三，是对社会秩序可能失控的预感。
崇祯推行新政的手段，在张维贤看来过于酷烈，正在不断撕裂社会的肌理。
漕运的血腥镇压，临清闸口的屠杀，虽然迅速平息了事态，但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这种依靠厂卫和军队的铁腕统治，岂是长治久安之道？
对晋商的抄家，虽然八大晋商罪有应得，但如此大规模地抄没巨富，手段酷烈，寒了天下商贾之心，不利于经济的稳定。
“以夷制夷”的冒险，拉拢蒙古部落，在他们看来是与虎谋皮。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今日资助他们，他日必成心腹大患。这种策略充满了不确定性，是将国运寄托于外族的诚信之上，风险极高。
这种种忧虑，如同巨石般压在张维贤的心头。
他并非要对抗皇帝，而是真心认为自己有责任，在帝国这艘巨轮可能撞上冰山之前，发出最后的警告。
于是，他暗中联络了几位志同道合、同样以老成持重着称的部院大臣和几位以敢言直谏闻名的御史言官。
他们在英国公府的书房内，闭门密议了数次。
最终，由一位文章老练的翰林学士执笔，一份措辞极其委婉、但立场异常坚定的奏疏起草完成了。
奏疏中，他们首先盛赞皇帝励精图治、锐意中兴的雄心，然后笔锋一转，以沉痛的语气列举当前潜在的危机：国库虚耗、民生疲敝、制度紊乱、边衅易开。
他们引经据典，以史为鉴，恳切地劝谏皇帝“持重养民，缓图辽东”。
核心意思是：请陛下将重心从对外征伐转回内政治理，休养生息，巩固根本；对辽东的后金，应以巩固防线、防守反击为主，切勿主动寻求战略决战，避免将国运押在一场胜负难料的大战之上。
这封奏疏，是传统治国理念对皇帝激进路线的最后一次系统性谏阻。
张维贤希望，凭借自己和其他老臣的威望，能够唤醒皇帝的理智，让帝国的航船回到一条更稳妥、更符合“祖宗成法”的轨道上来。
他们怀着“文死谏”的决心，将这份奏疏郑重地呈递了上去。
他们不知道，这封奏疏到达御前之时，迎来的并非理性的讨论，而是皇帝早已下定决心的、冷酷无情的最终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