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的夏初，对于紫禁城内的许多人来说，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
帝国这艘巨轮，在年轻舵手朱由检的驾驭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决心，驶向一片充满未知与风险的深水区。
在这艘船上，有一批老成的乘客，他们曾为巨轮的稳定出过力，此刻却因航向的激进而感到深深的不安。
他们的核心，正是英国公张维贤。
张维贤，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着大明勋贵体系的顶峰与传承。
作为靖难元勋之后，世袭罔替的国公，他在天启朝末年魏忠贤权势熏天之时，能稳住京营，在崇祯登基前后的权力过渡中，又能秉持中立，确保大局平稳，其政治智慧与对皇室的忠诚毋庸置疑。
崇祯皇帝对这位老臣，也一直保持着表面的敬重。
然而，正是这份对大明江山社稷的深沉责任感，让张维贤对崇祯登基以来，尤其是近一两年的施政，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忧虑。
他并非贪恋权位的小人，也非因利益受损而心怀怨望的佞臣，他是一个浸淫于传统儒家治国理念的保守派贵族，他的忧虑，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政治哲学。
其一，是对帝国财政濒临崩溃的恐惧。
在张维贤看来，皇帝的一系列举措，无异于在透支国本。
庞大的内帑和太仓库银，如同决堤的洪水，汹涌地流向在他看来虚无缥缈的方向：
无底洞般的军备，组建什么“全燧发枪”的新军，铸造数以千计的重炮
，建造规模庞大的“北洋舰队”。
这些项目每一个都耗资巨万，而收益却遥遥无期。
历代先帝都知道“兵者凶器”，养兵贵在精而不在多，如此穷尽国力武装军队，与历史上的暴秦、隋炀帝何异？
得不偿失的边贸，开放边市，用宝贵的粮食、精细的雪花盐去换取蒙古人的马匹也就罢了，居然还大量收购那些腥膻无用的羊毛！
这在他眼中简直是荒唐的“赔本买卖”，是拿大明的财富去喂养潜在的敌人。
好高骛远的远域经营，耗巨资在海外孤岛济州养马，移民屯垦，这更是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天朝物产丰盈，何必劳民伤财去经营化外之地？
张维贤熟读史书，他脑海中浮现的是汉武帝晚年下《轮台罪己诏》的悔恨，是唐玄宗开元盛世后因穷兵黩武而引发的安史之乱。
他坚信，皇帝正在重蹈覆辙，一旦辽东战事受挫，或国内遭遇大灾，这看似庞大的财政体系将瞬间崩塌，届时流民四起，社稷危矣。
他的核心主张是“藏富于民，量入为出”，而非皇帝这般“竭泽而渔，孤注一掷”。
其二，是对权力格局失衡的深深不安。
张维贤敏锐地察觉到，皇帝正在有意无意地构建一套绕过传统国家机器的“私人班底”，这严重破坏了朝堂的平衡与法度。
五军都督府的僭越， 本该由兵部掌管的军事调动、军官任免、战略规划，如今大都由洪承畴主导的五军都督府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