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贸易制裁与封锁： 反之，对那些持续叛乱的区域，则进行严格的经济封锁，禁止任何商队与其贸易，尤其是茶叶、铁器、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使其部民生活陷入困境，从内部制造压力。
· 雇佣与赎买： 公开悬赏叛乱首领的人头，并鼓励商队雇佣效忠部落的武装作为护卫，将一部分平叛的成本和风险转嫁给当地势力。
4. 文化策略调整（从“灌输”到“吸引”）：
· 放缓官学推广： 不再强制要求贵族子弟入学，而是将“定西官学”等机构定位为“精英教育”，以提供优厚奖学金、承诺优先进入西域都护府任职等实际利益，来吸引那些真正对汉文化感兴趣、或有志于仕途的当地年轻人。
· 尊重与利用原有体系： 承认并利用伊斯兰教、佛教等现有宗教体系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册封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拨款修缮重要的清真寺或佛寺，但要求其必须在讲经布道中，加入“忠于大宋天子”、“维护和平秩序”的内容。
· 文化展示与交流： 多组织宋国的医术、天文学者、工匠进行公开表演和展示，让当地民众自发地感受到中原文明的先进与魅力，而不是被动接受说教。
定西城的转变与阵痛
孟璟接到《新策》时，内心是复杂的。这意味着他和他麾下将士之前的许多努力和牺牲，某种程度上被否定了。但作为一线统帅，他更清楚这是目前最务实、或许也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他立刻着手执行：
· 将分散在各处的驻军点大部分撤回，集中力量守卫几个核心和交通线。
· 派出能言善辩的使者，携带重礼，前往那些叛服无常的部落，重新谈判条件。
· 在定西城内，首次隆重接待了来自撒马尔罕的伊斯兰教长，并允许其在城内公开主持宗教活动，以此向所有穆斯林示好。
转变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些原本只是被迫臣服、心怀观望的部落，在得到更优厚的条件和更大的自治权后，态度明显缓和，甚至主动提供了附近叛乱部落的情报。通往疏勒州的商路安全状况有所改善。
然而，阵痛也随之而来。
军事收缩被视为软弱。一些叛军气焰更加嚣张，甚至开始袭击收缩后的宋军外围据点。
对蕃兵的依赖加深，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一些蕃兵首领拥兵自重，开始向都护府讨价还价。
文化上的让步，让一些坚持“华夷之辨”的汉官和士人感到失望和愤怒，认为这是向“胡风”低头，上书临安表示抗议。
西域的局面，从一面倒的血腥镇压，变成了一种更加复杂、更加微妙的动态平衡。叛乱并未停止，但它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从大规模的部族反抗，变成了更零星的、基于具体利益争夺的冲突，以及隐藏在表面顺从下的暗流。
孟璟知道，他面对的不再是一场可以靠决胜战役解决的战争，而是一场漫长的、比拼耐心、智慧和资源消耗的治理马拉松。帝国的西域之梦，在经历了理想主义的挫败后，正以一种更加现实、甚至有些灰色的方式，艰难地延续着。前景依然迷雾重重，但至少，一条或许能通向未来的、更加崎岖的小路，已经在血与火的试错中，被摸索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