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兴办官学，传播儒家文化，在朝廷看来是“教化蛮夷”，是“赐予文明”。但在许多虔诚的穆斯林、或有着自己悠久传统的部落民看来，这却是赤裸裸的文化侵略和精神征服。官学里强制学习汉文、诵读儒家经典，让他们担心下一代将背离自己的信仰和传统。那些看似“尊重”的宗教政策，在高压的文化氛围下，也显得苍白无力。当“定西”、“归化”、“沐德”这些充满华夏中心主义色彩的地名强加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时，那种文化上的屈辱感和排斥感，远比刀剑更伤人。
3. 旧势力的垂死挣扎与野心家的利用：
西辽虽亡，但其遗留下的贵族、军官、乃至宗教领袖，并未完全死心。他们失去了过去的特权，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宋国的统治带来了秩序，也打破了旧有的平衡，这给了一些野心家机会。他们利用普通民众对未知变革的恐惧、对经济利益受损的不满、以及对文化传统可能消亡的忧虑，大肆散布谣言（如强迫改信、屠城等），将宋国描绘成要毁灭他们一切生活方式的恶魔，从而轻易地煽动起了抵抗情绪。
4. 治理体系的“水土不服”与简单化：
宋国带来的那套基于中原农耕文明经验的官僚体系和律法，在面对西域复杂的民族、宗教、游牧与定居并存的状况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派来的流官大多不谙当地语言风俗，处理事务往往依赖通译和少数归附的精英，极易被蒙蔽，或者做出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一刀切”决策。例如，按照宋律划分草场，可能就忽略了几百年来部落之间模糊但有效的传统习惯，从而引发新的矛盾。
5. 军事威慑的“间歇性”失效：
宋军主力在征服后，大部分集结在几个核心城市和战略要点。对于广袤的山区、沙漠和草原，控制力是相对薄弱的。这给了叛乱者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他们采取“你来我走，你驻我扰，你疲我打”的游击策略，让装备精良但习惯于大规模阵地战的宋军颇为头疼。
孟璟的醒悟与调整
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和损失后，孟璟终于从“王师所至，箪食壶浆”的幻想中清醒过来。他意识到，征服一片土地或许可以靠谋略和武力，但治理一片拥有迥异文化、历史和情感的土地，远非一纸仁政文书那么简单。
他立刻调整策略：
· 军事上， 不再追求大规模扫荡，而是组建更灵活的小股骑兵部队，配以熟悉地形的归附部队为向导，重点清剿叛乱首领和核心力量，同时加强对关键通道和水源地的控制。
· 政治上， 放缓某些激进的文化同化政策，更加注重与当地有实权且愿意合作的部落首领、宗教领袖沟通，给予他们更大的自治权空间，甚至允许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地方管理，形成利益捆绑。
· 情报上， 更加依赖韩震的网络，不仅搜集叛军动向，更深入了解各部落、各阶层的真实诉求和不满，力求从根源上化解矛盾。
· 经济上， 暂时搁置某些过于理想化的改革，优先恢复生产和贸易，让利益能更直接地惠及普通牧民和农民，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归附宋国比生活在战乱和压迫中更好。
叛乱的火苗并未轻易熄灭，平定之路注定漫长而血腥。但这一次，定西城的统治者们终于开始低下高傲的头颅，真正尝试去理解脚下这片复杂而陌生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那些“不知道为啥”要反抗的人们。征服的狂欢已然过去，真正考验帝国智慧和耐心的、漫长而艰难的融合过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