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在朝堂上的雷霆之怒与毫不妥协的力挺，如同给如火如荼的江西新政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像一道清晰的界线，划给了所有仍在观望、犹豫甚至抗拒的势力。
风暴过后，表面上的惊涛骇浪似乎平息了，但水面之下的暗流，却开始以更复杂、更微妙的方式重新涌动、分化、融合。
反对，并非只有硬扛这一条路，当无法阻挡洪流时，聪明的鱼儿会选择顺势而下，甚至试图在洪流中占据更好的位置。
江西，南昌府。
高悬的“陈记布行”匾额被小心翼翼地取下，换上了一块崭新的“昌隆工坊”招牌。曾经在乐平血案中试图顽抗到底的陈氏家族，其旁支子弟陈迪，在族长陈友谅被锁拿抄家后，以最快的速度分割了自家与主支的产业，并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惊讶的决定——主动向布政使司靠拢。
他不仅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对巡查队避之不及，反而主动邀请韩敏等人到他的“昌隆工坊”参观。工坊内，不再是传统的家庭织造，而是学着九江模式，排列着数十架从江西本地工坊区采购的改良织机。
“韩队长，请看，”陈迪指着那些织机，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谦逊与热忱，“以往我陈家固守旧法，实是坐井观天。如今方知，朝廷新政，开阖天地，乃大势所趋。这新式织机，效率远超旧式，所出夏布，质地均匀，更受海商青睐。鄙人愿追随吴参政，投身这工商振兴之业，还望韩队长日后多多指点。”
韩敏看着眼前这个迅速完成从“抵抗者”到“合作者”转变的年轻乡绅，心中感慨。他清楚，陈迪的“转身”绝非出于真心认同新政理念，更多是迫于家族危机和利益的考量。陈家主支倒下，空出了大量的市场和资源，谁能更快地适应新规则，谁就能在这轮洗牌中占据主动。陈迪无疑是个聪明人。
“陈员外能识大体，顺应时势，自然是好的。”韩敏公事公办地回应，“只要守法经营，按章纳税，工坊区欢迎所有有志之士。若有技术或销路方面的困难，巡查队亦可协助沟通。”
陈迪连连称谢，心中却自有盘算。他看到了工坊的巨大利润，也看到了依附于新政这棵大树的好处。他甚至开始琢磨，能否通过捐献部分利润或协助地方修缮水利等方式，为自己谋取一个“义商”的名头，乃至在将来可能的“实务策论科举”中，为家族子弟谋一条新的晋身之阶。抵抗？那是蠢人才做的事。真正的聪明，是学会在新规则下玩得更好。
类似陈迪这样的“转身”，在江西各地悄然上演。许多中小地主、士绅，见大势已去，硬抗只有死路一条，便开始尝试将部分资本从土地转向工坊、商铺，或是与外来商人合作。他们或许内心深处仍对“工商末业”心存鄙夷，但对利润的渴望，以及对失去现有地位的恐惧，最终压倒了观念的固执。新政的洪流，开始裹挟着这些曾经的“阻力”，转化为看似温顺，实则可能孕育新问题的“组成部分”。
京城，紫禁城。
朝堂之上，公开抨击新政的声音几乎绝迹。然而，另一种更“高明”的声音开始出现。
这一日，户部一位郎中在议及漕粮转运损耗时，不再像以往那样空谈“体恤民力”，而是引用了江西清丈后的数据，说明田亩清晰、赋税公平对稳定粮源的重要性。他甚至委婉地提出，是否可以参照江西“官田竞标”的思路，对漕运沿线某些效率低下的官营设施进行“试点改革”，引入民间资本管理，以降低损耗，提升效率。
这番言论，让许多守旧派官员暗自皱眉，却一时难以驳斥。因为对方并非在为吴永年个人歌功颂德，而是在具体事务中，巧妙地运用了新政带来的“成果”和“思路”，将其包装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良方”。这是一种更隐蔽的接纳和利用。
下朝后，几位素以清流自居的官员聚在茶室，气氛沉闷。
“刘兄，如今朝中风向……唉，难道我等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圣人之道沦丧，利字当头吗？”一人叹息道。
那位被称为刘兄的官员，沉默片刻，缓缓道：“雷霆雨露，俱是君恩。陛下锐意进取，其志难挽。硬顶，非但无益，反而可能招致祸端。或许……我等当效仿古人‘和光同尘’之智？”
另一人眼神闪烁，低声道：“刘兄的意思是……？”
“江西清丈，触及田亩；工商之策，涉及货殖。然国之根本，岂止于此？教化、礼制、宗藩……可做文章之处尚多。再者，即便在这新政之内，亦非铁板一块。譬如这民间资本，若引导不当，与民争利、盘剥百姓之事，难道会少吗？届时，我辈再以‘为民请命’之名谏言，岂不更占情理？”
众人闻言，若有所思。他们开始从全面的、情绪化的反对，转向寻找新政体系内的薄弱环节，或是试图将改革引导向更符合他们理念（或利益）的方向。反对，从正面冲锋，转为了侧翼渗透和阵地游击。
广州，市舶司。
王良看着王瑾整理好的、请求拨付“正德一式步铳”的公文，点了点头。他对朝堂上的风向变化不甚关心，他的世界更务实——如何守住这南大门的钱袋子，并让它变得更大。
“叔父，除了水师和护航船队，是否也给市舶司的税吏、稽查队配备一些手铳？近来查验走私，冲突渐多，有些亡命之徒……”王瑾建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