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日，以刘文炳为首，泰和县内张、王、李等数家颇有田产的士绅，联名向县衙呈递了一份“公禀”。
文中不再直言反对清丈，而是大谈“清丈扰民”、“胥吏借机勒索”、“恐伤农时”、“有碍地方和睦”，并暗示若强行推行，恐致“良民不安，刁民趁机作乱”，最后“恳请”县尊体恤下情，暂缓清丈，或另筹“万全之策”。
这份“公禀”，言辞看似恳切，实则暗藏机锋，将阻挠新政的责任推给“胥吏”和可能出现的“民变”，既站在了道德制高点，又隐含威胁。
吴永年看着这份散发着墨香的“公禀”，知道这是地方士绅联合施加的正式压力。
他若退缩，则前功尽弃；若强硬驳回，则等于公开与整个县的士绅阶层为敌。
他沉吟片刻，并未立刻批复，而是下令：“将这份‘公禀’，连同此前清丈受阻的详情，以及本官对此事的看法，一并再次急递府衙、藩臬二司！请上官明示！”
他这是要将矛盾公开化、上层化。
既然地方势力联合施压，他就把难题抛给更高的权力层级，看看朝廷推行新政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同时，他也秘密吩咐手下，将联名“公禀”的几家士绅，其可能存在的田产问题线索，也一并整理，通过特殊渠道送出。
泰和县衙内外，暗流汹涌。
吴永年如同走在钢丝上，一面要顶着来自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明枪暗箭，一面要小心翼翼地利用规则和有限的权力，艰难地推行着国家的意志。
他身边的支持者寥寥，更多的是冷眼旁观者和潜在的反对者。
而在这看似局限于泰和一县的博弈背后，更高级别的注视已然存在。
石文义派出的精干缇骑，已悄然潜入泰和，他们如同暗夜中的影子。
一方面暗中保护着吴永年的安全，另一方面，则开始利用专业手段，更深入地搜集刘家及其他士绅的不法证据，尤其是那些可能通往更高层面的线索。
皇权与绅权在基层的拉锯战，进入了最艰苦、也最关键的相持阶段。
吴永年每一个微小的胜利或挫折，都不仅仅关乎泰和一县的赋税，更关乎着新政能否真正穿透那层看似无形、却又无比坚韧的“乡土之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