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府那份措辞含糊的回文，如同一盆冷水，浇在泰和县衙内外关注此事的人们心头。
支持清丈者心生忧虑，而刘家及其关联势力，则气焰复炽。
“县尊，府尊之意，已然明了。所谓‘徐徐图之’，便是要我等莫要操之过急啊。”
县丞再次来到二堂，语气中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早知如此”。
吴永年面色不变，心中却冷笑。
他扬了扬手中那份来自通政司的密件回执，自然隐去了具体内容，淡淡道：“府尊有府尊的考量，本官有本官的职责。朝廷明令在此，清丈之事，一日不可废弛。”
他不再寄望于府衙的支持，决心依靠自己掌握的力量和周教谕的谋划，强行推开局面。
他首先做的，便是以“协助清丈、熟悉地方”为名，将那几个明显与刘家勾结、消极怠工的胥吏调离了核心岗位，换上了几名虽地位不高、但平日还算勤勉且与地方豪强瓜葛较少的书手，又从县学生员中挑选了几名家境贫寒、有意进取的年轻人临时充任文书。
同时，他亲自坐镇，开始审理几起由周教谕暗中引导而来的、涉及田产纠纷的“小讼”。
一桩是刘家旁支子弟状告主家侵占其名下田产，实为寄户田，另一桩是那小地主正式递状，要求确认被刘家“投献”田产的归属。
这两起案子，证据相对清晰，吴永年雷厉风行，迅速断结，明确产权，并当堂申饬了刘家派来听审的管家。
此举意义重大，如同在铁板一块的刘家势力上，撬开了两道缝隙。
消息迅速在泰和县传播开来，那些原本观望、甚至对清丈心存恐惧的小民和弱势宗族，看到知县老爷似乎真有魄力对抗刘家，并且能“主持公道”，心思便开始活络起来。
有人开始悄悄向县衙吏员打听清丈的具体章程，计算着自家若能按实有田亩纳税，负担是增是减。
刘文炳闻讯，又惊又怒。
他没想到吴永年如此强硬，更没想到族内竟然真有人敢“吃里扒外”。
他一方面动用家法严厉处置了那名旁支子弟，杀鸡儆猴；另一方面，加紧了与其他几家大户的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