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接见西夷使团，如同在帝国这台精密而庞大的机器上，又按下了一个加速键。来自外部的刺激与内部积蓄的变革动能相互叠加，使得新政的推行与旧势力的转型，都进入了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阶段。星火已然播撒，正呈燎原之势，而在火光映照下，众生百态，各显神通。
通州漕运码头，刘文炳的“合规王国”并未止步于账目清晰与流程优化。在初步掌控了几个关键节点后，他的野心随着利益的增长而膨胀。他从格物院“借”来的赵算与钱理，如今已成了他麾下炙手可红的“改革干将”。
受到格物院“标准化”思想的启发，刘文炳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他要推行“漕船标准化”。
以往，往来漕船大小不一，制式各异，导致装卸效率低下，仓位计算复杂，也给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刘文炳召集了依附于他的几个造船工坊主，拿出了赵算等人根据历年数据测算出的“最优”漕船尺寸、载重和结构图纸。
“往后，凡欲承接官府漕运业务的船只，须按此规制建造或改造！”刘文炳不容置疑地宣布，“如此，装卸有定式，仓位有定数，调度有定规，可大幅提升效率！”
此令一出，在漕运相关行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些拥有非标船只的小船主叫苦不迭，改造费用对他们而言是笔沉重的负担。而那几个提前得到消息、已开始按新规准备的大工坊，则暗自窃喜，看到了垄断漕船建造和维修业务的巨大前景。
刘文炳对此心知肚明。他并非出于公心要提升整个漕运体系的效率，而是要借此机会，将漕运的核心资源——运输工具，也纳入他的“标准化”管理体系，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他的权力与利益范围。他允许小船主以船只入股或借贷（自然是他控制的钱庄）的方式进行改造，实质上是在用规则的制定权，进行着一场残酷的行业洗牌和财富再分配。
“效率”，成为了他排除异己、构建私利王国最冠冕堂皇的武器。这“标准化”的星星之火，在私欲的驱动下，正悄然改变着运河经济的生态。
京畿卫所百户孙得功的织布自救，取得了一些微小的成效，但远未解决根本问题。粗糙的“京卫”粗布，在市场上竞争力有限，换回的银钱仅能勉强维持参与织布军户家庭的温饱，对于改善整个卫所的破败状况、更换破旧军械，无异于杯水车薪。
残酷的现实迫使孙得功思考更深。光织布不行，还得找销路，甚至……控制上游原料。
他注意到，《工坊革新简报》中提到，江西的夏布工坊之所以成功，在于形成了从苎麻种植到纺织再到销售的完整链条。
“咱们这里不产苎麻，但……咱们有荒地，有劳力啊！”孙得功召集手下几个还有点想法的总旗、小旗，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能不能跟布政使司申请，把卫所旁边那些没人种的荒地利用起来，咱们自己种麻？或者，跟附近村民合作，咱们出人护卫他们免受骚扰，他们种的麻优先按约定价格卖给咱们？”
这个想法让手下们面面相觑。军户种地本是常事，但以往种的是粮食，如今要去种经济作物，还要跟民间打交道，这再次冲击了他们固有的观念。
“百户大人，这……这能行吗？咱们是军户，去种麻贩布，像什么样子？”有人犹豫。
“不像样子？等着饿死就像样子了？”孙得功有些恼火，“朝廷都允许咱们‘以工商补军资’了！光靠织那点破布，能换来几杆新式火铳？能修葺这快要塌了的营房？”
他指着远处荒芜的田地：“地就在那儿荒着！人就在这儿闲着！咱们不想法子，难道等着天上掉馅饼？就算最后不成，也不过是费把子力气，总比坐以待毙强！”
在孙得功的强力推动下，卫所开始尝试与地方里正、乡老接触，商讨合作种麻的可能性。这个过程磕磕绊绊，充满了不信任与固有的隔阂。但孙得功的尝试，代表着一部分底层军事单位，在生存压力下，正试图突破制度的桎梏，艰难地向一种“亦兵亦工亦农”的混合模式探索。这缕微弱的火苗，虽然摇曳不定，却蕴含着打破僵化军户制度的潜在力量。
南京国子监内，沈文澜等人的“经济社”并未停留在空谈。受到皇帝接见西夷时表现出的对具体知识的兴趣，以及《京报》开始刊登“实务探讨”文章的鼓舞，沈文澜决定进行一次小小的“实证研究”。
他利用家族关系，获得了苏州府近十年来的部分粮价、丝价数据以及气候记录（主要是水旱灾害）。他带领社内同窗，运用在格物院生徒那里请教来的简单统计方法，试图找出物价波动与气候变迁、乃至漕运通畅程度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