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麾下的边军，常年与蒙古各部交锋，最知火器之利，也最苦于现有火器的笨重低效。对于“正德一式步铳”这等利器，他自然是渴望无比。但文书后半部分提到的“部分费用自理”、“鼓励边镇兴办实业以补军资”，却让他犯了难。
大同苦寒，商旅不兴，除了军屯和少量马市，哪有什么像样的“实业”可兴办？难道让麾下的军汉们都去挖煤烧炭不成？
“大帅，”一旁的心腹参将低声道，“属下听说，宣府那边有人动了心思，想联合几家晋商，利用往蒙古走私……哦不，是贸易的渠道，用皮毛、牲口换来的银子，再加上部分军饷，合伙在张家口外开个大点的货栈和骡马市，专门收购蒙古人的羊毛，据说南边新建的织呢工坊急需此物。”
王勋眼中精光一闪：“羊毛？这倒是个路子。咱们大同这边，蒙古部落来往也不少……” 但他随即摇头，“此事牵扯甚多，与民争利暂且不说，一旦涉及边贸，其中分寸极难把握，若被御史参一本‘勾结虏寇’、‘擅开边衅’，你我吃罪不起！”
参将压低声音：“大帅，若是暗中支持，不出面，只派些可靠的家丁入股，或者提供些庇护，分润些干股呢？如今朝廷不是鼓励‘以商补军’吗？咱们这也是为了筹措军费，更换器械，增强边防啊！”
王勋沉默了。一边是强大的诱惑和现实的军备压力，一边是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固有的道德枷锁。边镇军队，这个帝国最锋利也最敏感的爪牙，在巨大的利益和变革压力面前，也开始蠢蠢欲动，试图在军功之外，寻找新的财富密码，而这其中蕴含的风险，可能远超他们的想象。
开封周王府的资本触手“豫丰号”，在成功渗透工坊和贸易后，又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看似不起眼，却可能影响深远的领域——出版。
朱睦柛通过长史了解到，皇帝似乎对格物院编纂的《工坊革新简报》颇为赞赏，且《京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他敏锐地察觉到，掌握舆论和知识传播，或许是一种更高明、更安全的投资。
“豫丰号”暗中出资，资助了几家位于南京、苏州的刻书坊，不仅印刷时人热衷的戏曲小说，更开始有选择地刊印一些介绍新式农具、水利工程、乃至基础数算知识的“实用书籍”。这些书籍定价低廉，力求通俗易懂，打着“教化百姓，传播实用之学”的旗号。
同时，他们也开始留意并结交一些像沈文澜那样对“经济实务”感兴趣的年轻士子，提供资金支持他们的“结社”和“研究”，甚至资助他们将自己的见解编纂成册，尝试出版。
周王的目的很明确：他不需要直接掌控工坊或商路那样惹眼，他希望通过影响知识和舆论，间接地塑造未来的士大夫阶层，让他们更加“务实”，更理解甚至支持工商发展。这既能为他未来的商业投资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也可能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埋下对宗室更为有利的种子。这是一种更为长线，也更为隐蔽的投资。
西苑精舍，朱厚照看着案头堆积的奏报，嘴角噙着一丝冷峻的笑意。
刘文炳在漕运的“合规王国”，沈家在江南的技术攻坚，边镇将领对商业的蠢蠢欲动，周王府在文化领域的悄然布局……这一切，都未能逃过他的眼睛。
“杨先生，你看，这天下人，为了一个‘利’字，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朱厚照淡淡道，“刘文炳以为他做得隐秘，却不知他每安插一个亲信，每设立一项‘合规收费’，朕这里都清清楚楚。沈家谋求技术，其心可嘉，但其若想借此形成垄断，朕绝不会答应。边镇想经商补军资，想法不错，但必须置于严密的监管之下，绝不能让军队变成商队！周王……倒是打的好算盘，想从根子上影响士林风气。”
杨廷和躬身道：“陛下明察秋毫。如今之势，犹如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然疏浚之时，亦需划定河道，加固堤坝，否则洪水泛滥，恐成新患。”
“不错！”朱厚照目光锐利，“所以，朕的《商事通则》与《反垄断律》要加快！格物院的技术，尤其是那些‘利器之器’，要在完善后，有选择、有条件地向民间扩散，绝不能让其被少数人垄断！对边镇的商贸活动，要立即制定专门章程，明确红线！至于舆论……”
他顿了顿：“传朕口谕给费宏，《京报》可开辟‘实务探讨’版面，鼓励士子投稿，就各地推行新政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发表见解，提出对策。朕要的，不是清流空谈，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知灼见！让大家都来议论，都来思考，这水，才能活起来，清起来！”
他要用更完善的法律作为堤坝，用更普及的技术作为疏浚的工具，用更开放的舆论作为引导的水流，将这裹挟着泥沙与鱼龙的变革洪流，彻底纳入他规划好的河道，奔流向前，灌溉出一个他理想中的，强大、富庶且秩序井然的新帝国。
利益的齿轮已经疯狂转动，带动着整个帝国这架庞大的机器，驶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方向。而掌控着总阀门的皇帝，正冷静地调整着每一个传动杆，确保这架机器既能有足够的动力奔腾向前，又不会因为某个零件的过度膨胀或失控而彻底解体。前方的道路依旧迷雾重重，但航向，已然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