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策一出，满朝文武皆陷入沉思。
它既避免了大规模远征的巨大风险和消耗，又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将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经济手段紧密结合。
卫冉将军微微皱眉，但细细一想，此法确实更稳妥，且同样能展现兵威。杨司空则是缓缓点头，显然认为此策考虑更为周全。
天子沉吟片刻，眼中精光一闪：“准奏！此事，便由文爱卿统筹，卫将军、杨司空及相关部门协同办理。”
往吉------勇往直前，则导向吉祥。
策略已定，执行便是关键。
文晋立刻投入繁杂的协调工作中。与兵部核定游骑编制、装备粮饷；与工部规划堡垒修筑地点、工期预算；与户部核算榷场开放后的税收、物资调配；甚至亲自审阅派往北狄细作的行事方案。
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事必躬亲，纠缠于细节。而是善于抓住核心，明确权责，充分授权于卫冉、杨司空等专业官员，自己则居中调度，确保各方协同，资源顺畅。
他举荐人才，只看其才德是否能胜任岗位，从不考虑是否是“自己人”。甚至，他曾举荐过一位当年在礼部时，因周允之事对他略有微词的官员，去担任新设榷场的市令，只因那人精通商事，为人刚直。
有下属私下提醒他：“司徒公，此人昔日……”
文晋摆手打断：“为国选才，但问其能，不论私怨。”
失得勿恤------他个人的好恶、下属的“亲疏”，在此刻，都已不足挂齿。
他的全部心思，都系于北疆的烽火台，系于游骑的每一次出击，系于榷场的第一笔交易。
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游骑初建，缺乏经验，曾有两次出击失利，损兵折将。朝中立刻有反对声音响起，质疑文晋的策略。
文晋顶住压力，一面安抚将士，厚加抚恤，一面与卫冉将军总结经验，调整战术，加强训练。
榷场开放初期，也曾有北狄部落假意交易，实则窥探虚实，甚至发生过小规模冲突。
文晋严令边吏，原则问题绝不退让，但对于诚心交易者，务必保障其安全与公平。同时，将游骑的威慑范围，覆盖至榷场周边。
渐渐地，策略开始显现效果。
游骑如同灵敏的触角与锋利的匕首，不断削弱着北狄的力量，使其不敢再大规模集结寇边。而榷场的存在，如同甜美的诱饵，让许多北狄中小部落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开始主动约束部众，甚至向周朝示好。
北狄内部，因对周朝政策的态度不同，果然产生了分歧与摩擦，势力大为削弱。
边境，迎来了久违的安宁。边民得以休养生息，商路逐渐恢复繁荣。
一年后，北狄最大部落的首领，被迫派遣使者，携带贡品，至王都请求和平朝贡。
消息传回，朝野振奋。
天子在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盛赞文晋：“文爱卿深谋远虑，剿抚并用，使北疆得安，功在社稷！”
赏赐自然是丰厚的。但文晋在谢恩时，心中所念，却是边境那些终于可以安稳生活的百姓，是国库里省下的巨额军费，是国家因此而赢得的战略主动。
无不利------无所不利。当他将个人得失完全抛开，一心只为大局谋划、勇往直前时，结果自然是顺应天时、地利、人和，无所不利。
他的政策畅通无阻，他的声望如日中天。
然而，站在人生的巅峰，文晋却愈发谦逊、沉静。
他深知，这一切的“吉”与“利”，并非源于他个人有多么超凡的智慧，而是源于他放下了“小我”的计较，将自身融入到了“大我”的洪流之中。
是“悔亡”后的通透，是“失得勿恤”后的专注，共同催生了这“往吉无不利”的局面。
司徒府的书房内，灯火常明。
文晋处理完最后一份关于鼓励农桑、推广新式耕犁的奏报，揉了揉略显疲惫的眉心。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夜空浩瀚，星河璀璨。
他想起了晋卦的卦象：明出地上，离火照耀于坤土之上。光明而柔顺。
他如今所处的位置，或许就是那片被光明普照的“大地”。他无需自身成为最耀眼的光源，只需承载这光明，让其滋养万物，泽被苍生。
个人的官位、赏赐，得失之间，又何须挂怀？
通过文晋晋升司徒、位列九卿后，主持应对北疆边患的重大决策，生动演绎了晋卦六五爻辞“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的圆满境界。步入权力顶峰，文晋早年仕途中的一切不安与疑虑已彻底消散（悔亡）。面对关系国运的边患难题，他超越了主战与主和的狭隘争论，跳出个人政绩得失的考量（失得勿恤），提出了“剿抚并用、刚柔相济”的周全之策。在推行过程中，他举贤不避“疏”，授权而抓总，顶住压力，勇往直前（往吉），终使北疆安定，国势增强，个人声望与地位亦随之稳固达到全新高度（无不利）。此章深刻阐释了晋升至最高阶段的核心智慧：当个人修养与事业格局融为一体，“小我”彻底消融于“大我”之中时，便能达到“悔亡”的心境，进入“失得勿恤”的境界，从而所思所行皆能契合天道民心，自然无往而不利，成就“康侯”般的极致荣耀与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