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尘烟蒙胧的历史长河，我飘飘摇摇回到遥远的冰山期。冰雪覆盖的天地在“咔咔”裂变中走向新生代，一个猿人在狂风暴雨中发现了可以遮风挡雨的洞穴，呼唤大树底下瑟瑟发抖的同类，欢天喜地钻进去。我看见杜甫蜷缩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悲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人类的进步，使空间日益狭小。
眼下，遍布这座星球上“凝固的音乐”，早已超越了遮风挡雨的内涵。科学家正在为二十一世纪的居住，提出种种设想和努力。兴建地下城、海底城甚至太空城，除了钢丝床，还有水床和音乐床。我在报摊上买了一张报纸，上面一篇文章的题目引起我的注意：《军人的婚恋仍潇洒》。文章中充满激情地写道：
自古军中多俊杰，那一个个戎装在身的军人们，他们用血肉之躯组成的铜墙铁壁，为你我创造了宁静的生活。牺牲，是英雄的别名。它，当然包括有爱情的家庭。商品经济的深入，铁丝网和荷枪实弹所包围的绿色世界，被人们有些遗忘，那连接军人与家庭、军人与社会的感情纽带的军婚，不再是春天般明媚，而显得有些苦涩与沉重。尽管这样，封闭的绿色围墙，怎么也抵挡不住令人回肠荡气的爱情故事在发生，在流传……
我不明白，刘英雄为什么对妹妹刘萤这般苛刻。他们单位已经分了房子，老婆柳叶眉坚决不搬，又被单位收了回去。她在家里无事生非，被刘萤赶走，从此后结下了怨仇。没多久，一个买药的韩国商人迷上了刘萤，向她求婚。韩国商人承诺两个人结婚之后，给她家三套房子。全家人受宠若惊，催促刘萤赶紧结婚。
刘萤根本没看好那个商人，不为所动。让全家人无法接受的是，她竟找了个没有房子的军人住在家里。刘英雄不是不同情妹妹，只是过不了老婆这一关。
他下班一回家，就被老婆推出门外。柳叶眉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刘家老少向她陪礼道歉；二是她当着全家人的面，痛打刘萤一顿；三是让军人去她家给她敬个军礼，唱一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否则绝不善罢甘休。刘英雄也奈何不了妹妹，只好赖在家里不走。那天，我在友好电影院连看两场《少校话胡巴尔》。
胡巴尔已经战死，刘英雄仍在家里坚守，又搬来一位打不得骂不得的战友——四岁的儿子。他穿着鞋满床乱踩，把我留作纪念的大沿帽当小船，坐在屁股奈何地哀求：“爹，把帽子还给我吧。”“爹”斩钉截铁地说：“不给！”刘萤回来，买了一堆小食品也换不下来。她拿过帽子扣在我头上，“爹”像挨了一锥子，大哭不止。
第二天刘英雄回来，从口袋掏出一张化验单，递到我面前：“你好好看看，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工厂仓库里，已经出现了汞中毒，马上就得搬回来。”
化验单上的数据是一个杀手，正扼住孩子的咽喉。而我，就是杀手的帮凶。我昨夜着凉，鼻子囊囊的，肯定缺理。此时我被捉了“舌头”把嘴一塞，不等拖到目的地就得被憋死。我睡眠不足面容憔悴，不知道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
我唯唯诺诺，更是心里有鬼，做下了亏心事。我的介入不但破坏了一个和睦家庭，还在残害一个天真可爱的儿童。我低垂着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活脱脱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刘萤一把拿过化验单，撕得粉碎，对哥哥说：“亏你做得出来！回你自己家去！”刘英雄仍赖着不走，岳父也没办法，在隔壁唉声叹气。
在邻居的劝说下，刘英雄抱着儿子走了。不到两个钟头他又回来了，除了儿子还带来两只大皮箱，一只导弹发射架一样的衣服架，似要打一场核大战。
柳叶眉向他表明：“如果你妹妹在家里结婚，我们就离婚。保全你妹妹，你就得妻离子散。”刘英雄马上两腿发抖站不住，变成寒潮到来之时的老寒腿。一旦离婚，他将成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他被老婆逼得无处可去，只得回家。
岳父懒得出去溜达，坐在小屋里卷旱烟，一支支卷完再一支支抽完。他唯一的运动是走出小木门，把一缸缸烟灰倒进垃圾桶。他出来进去都带小跑，生怕耽误抽烟让忧愁乘虚而入。直到胸腔快变成炉膛窜出火苗，他才停抽片刻。
他眼睛一眨不眨望着窗外，不住地摇头叹气，似一台即将报废的蒸汽机。二百年前，大不列颠那个小孩偶然发明了蒸汽机，耗尽了他的一生，开着火车闯遍了大江南北。儿子是他的那台机车多好，他早摆弄得服服帖帖。现在，儿子成了一台内燃机车，让他束手无策。刚退休时，他躺在小屋里像躺在机车上小憩，脖子上围一条白毛巾。每当炉盖上水壶“咕嘟嘟”响，他神经质地满墙去摸排汽阀拉手。当胜利桥传来火车鸣笛声，他扑到窗口看“道口”，怕火车“放飏”。
让他终生难忘的是，他退休了仍舍不得离开机车，多跟了一个班。在一处无人看管的“道口”，上面停着一辆熄了火的军车。军车司机一着急打不开车门，朝飞驰而来的火车拼命摆手。他拉下紧急制动闸，火车仍以雷霆万钧的惯力，向前滑行了半里地。军车爆炸般粉碎，他连个响都没听见。他开了一辈子火车，发生事故在所难免，即使詹天佑也同样。唯有这次事故，让他深深地歉疚。他不知道那位粉身碎骨的军人家住何地，也和女婿一样年轻。每一年的那天，他都来那处“道口”烧一刀纸，深表忏悔之情。当他见到女婿的一瞬间，吓了一跳，以为那位军车司机前来讨命。在家庭这个“道口”上，他照样救不了军人女婿。
他和三爷一样，也遭遇到男人一生中的三大不幸中的“中年丧妻”。那当时他还不到五十岁，一表人才，“八级大工匠”收入可观，让许多“苞米裤子料子裤子”的女人们倾心，家里的门槛没被媒人踏平，也蹭得铮亮。他一年四季穿工作服，舍不得多花一分钱，见了女人低头而过。他牢记妻子临终嘱托，不让孩子们落入后娘之手。退休之后，他才感到了孤独和苦闷，才知道以前和蒸汽机车结婚。现在，他刻意收拾，皮鞋擦得黑亮，穿西服扎领带，戴一副养目镜。
他回到家里，头枕着线框躺在床上，顷刻响起鼾声。他刚要找个老伴安度晚年，家里又出现了新的矛盾。那天晚上，刘英雄没来。岳父长叹一声，说：“你俩到大屋住吧。”这是我和刘萤结婚登记之后，第一次住在一起。
我既忐忑又兴奋还好奇，打量这间闹出如此纷争的斗室。墙上一层白粉已经无“白”，只剩下了一层“灰”。地板半朽，人踩上去颤颤巍巍，一恍惚我还以为站在登陆艇甲板上。天棚上残留着一圈圈渗漏的水渍，似一个个神秘的“麦田怪圆”。修缮天棚更换的灰条子，留下一支驳壳枪形状的图案。密密麻麻的斑点，如同宇宙中的太阳系。熄灯后，糊墙窟窿那层挂历纸，变成高频监听器舌簧，将每细小的声音放大若干倍，在两个房间之间相互传递到。
身下一张老床，既承载着几代人的休养生息，也成全了几代人传宗接代。我俩只能保持一个姿势平躺，轻易不敢翻身。人躺在上面稍一活动，就“吱吱嘎嘎”怪叫，有刻意放大隐私之嫌。外面的门轻轻响了一下，如同进来了贼。谁上完厕所，拧开水龙头“哗啦啦”地洗，洗完之后钻进了小屋。我朦朦胧胧刚产生睡意，觉得床下什么东西蠢蠢欲动。我急忙开灯，撩开床单探望。床下塞满了杂物，人躺在一堆垃圾上。火星上的东西肯定一件没有，地球上的东西一样不缺。
杂物当中，几对猩红的老鼠眼睛和我对望；我想起小时候在沙岗后，和树林中的几条狼对望。隔壁老头儿停止了叹息，接着响起了圆号般嘹亮的鼾声。
这一夜，我似睡非睡侧着身子，眼睛半睁半闭，一直快到天亮。外面窗下开始人来人往，女人的高跟鞋“笃笃”地响个不停。清洁工“哗哗”地清扫街道，排队如厕的人们窃窃私语。“卖油条啦！”叫卖声苍老而沧桑，卖的一定是老油条。
自制的轴承轱辘车“轰隆隆”响，装甲车一样似从后背上碾过。
谁家养的一只画眉鸟醒来，单调地进行晨哨。我开始还饶有兴致，越听越不对劲儿，那鸟儿在一声声地骂人：占房子的人不得好死！占房子的人不得好死……我做贼心虚，那鸟儿肯定在骂我。我睡不着还不敢起来，刘萤倒睡得香甜。
所谓的新婚之夜，我们夫妻倒成了同床异梦。岳父准时起床像机车点火，哈欠如同火车鸣笛：“啊、啊、啊——”他也是一位眼高手低的诗人，光有感慨没有诗句。岳父终于洗漱完，去公园遛弯。外面小木门“哗啦”一声锁死，刘萤猛地翻过身，紧紧地楼住我的脖子。我小声对她说：“小屋里面还有人。”
她毫不在意地提高了声音，说：“你放心吧，家里这个时间段最安静。”我仍不敢动作，她下地打开小屋门拉开电灯，让我认真地查看了一遍，仍心有余悸，说：“昨晚上进来的人哪儿去了？”她说：“上夜班，半夜三更就走了。”
我这才敢和她紧紧地楼在一起，老床叫哑了嗓子叫没气了我也不管。也许叫声更惨，反正我什么都没听见。屋子里突然亮了，有人揭下窗帘！我一把拉过被子，盖住我俩全身。太阳从对面楼顶上倏然露出了头，天已经到了半头晌。
不多不少三天，刘英雄沮丧地回来了。他面容晦暗阴沉，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三天气。他上衣口袋里别了枝钢笔，大概写了三天检查。他走路有点瘸，也许跪了三天洗衣板。他脖子上三条挠痕清晰可见，如同三架喷气式飞机绕脖子飞行。
他还雇了以辆三轮车，拉来大批可用可不用的东西，看样子是常住不走了。
从此后，我只要和刘萤住在大屋里，他如影随形随后就到，就像苏联卫国战争的库尔斯克战役中的“将军不走我们不走”，直到我钻进小屋他才离开。
老头儿这边心疼女儿，那边又顾忌儿子。
他更担心儿媳妇打上门来，整天左右为难长吁短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