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委在海洋岛上坚守十八年没回家过春节，现在终于熬出了头。
“渔村第九户”哨所，由小瓦房变成一座二层小楼。八个邻居节外生枝，扩展成十四户。“第九户”楼上，挂着那块人人皆知的“记事牌”。渔家门框残留的对联上，写着“老命相抵”“家运同当”等，不知道全句是什么、表达和祝福什么。门楣上“渔村第九户”的牌匾和军民鱼水深情，一直货真价实。
荣誉室里，展示“张家楼哨所”和“渔村第九户”的光荣历史，叶剑英元帅和罗瑞卿大将来这里视察的珍贵题词，与“三八女炮班”女战士们的合影。
谭有劲知道我来了，到招待所看我。要塞区文化处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鹿干事把他从海洋岛请来，为我们介绍五千行叙事长诗的创作过程和体会。我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他受排挤的经历引起我的共鸣，写了篇新闻为他鸣不平，很快被省报采用。军报编辑发稿前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核实，知道是篇假新闻。军区派调查组来要塞区调查，因为我不是始作俑者，还是战士，写完检查不了了之。
谭有劲成了“没有劲”，没完没了地写检查，挨了处分差点转业……
我说：“老谭，对不起。”我俩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又紧紧拥抱。他说：“这不怪你，我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结果适得其反。”他说：“你有培养前途，我到《鸭绿江》编辑部时，把你好一顿吹捧。我说：“当初我把你吹到半天空掉下来，你可别吹我。”他大笑。下午我正在房间写马政委的稿子，杨传荣来了。
他是《渔村第九户》和《放心钥匙》的作者，文章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
当初他和我在大连匆匆而别，陪同几位军报记者上岛采访，然后从机关下到连队当指导员。他听说我被破格提干之后，特地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
上次来海洋岛，他可怜巴巴地向我倾诉：“我还没调到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受到许多误解，有人说我不在连队和战士在一起，每天牛哄哄地到码头散步，害怕招来口舌不敢请你喝酒。现在我已经正式接到调令，还住在连队。”
我动情地说：“亲爱的杨编辑，你高升了，一是不要忘记老朋友，再是不要喜新厌旧。”他家属是农村妇女，加上去世的哥哥的孩子，一共五个孩子。
乔干事回要塞区，我到大连送稿。我们如同几年前那位顶替我破格提干名额的女兵，在大长山海面上分手。我来到编辑部，我熟悉的编辑位置上，坐着一位白头发的中年人。他正在和作者谈话，我在一边等候。那编辑和那作者之间的谈话，纯粹是狼和羊的谈话，并且自始至终，羊都在哀求狼赶紧吃了它。
作者是某部政治处副主任，写的稿子也是《渔村第九户拥军爱民新事》。
副主任出去之后，编辑看我的稿子。此编辑是某军某师报道干事，军区“80年好新闻”《三考三笑》作者。如今他转业在报社当编辑，应该是“四笑”了。
他说：“我对乔干事和你的名字很熟悉，以前的稿子写得很不错，这篇稿子也不错，如果写部队科技工作者更好，眼下能和‘蒋筑英’联系起来。”
我说：“守岛部队只有军械修理所，没有技师累死在车间，也没发明出新式武器。岛上装备的还是1939年式高射炮，即使岛上有蒋筑英这样的人物，发明改进也得从1940年开始，技术上落后四十多年，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他说：“你在新年前后，写一些有新事、新意的军民关系方面的稿子。”我问：“新事、新意具体指的是什么？”他提示：“比如岛上渔民出远海打渔春节回不了家，号召广大官兵进一步搞好军民关系，可以分散到渔民家中过年，和他们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我说：“去给守活寡的女人做临时丈夫，肯定是新事，还有新意。”谁知他认真地说：“行。”我说：“就算你敢采用，我们敢做吗？”他说：“非得动真格的吗？”尽管稿子没用，他对我还算客气。
我把稿子寄到《前进报》，很快见报。
我每次到大连，都到旅客接待站去找那人，那人一直没影儿。今天非同往日，我偶尔在“接待站”门前路过，突然听见他高声说话。这仿佛从外太空传来的声音，整个宇宙喧嚣他的公鸭嗓。他也正从往门里面往外走，人白胖，头发黑亮，一眼看见我。他说：“你看了这么多大连姑娘是真是假？要是撒谎撂屁儿，赶紧在瓦房店找。你春节能不能先领回去一个让大家看看？”我说：“能。”分别前他特地嘱咐：“找对象首先要看皮肤，皮肤‘初照（粗糙）’，再好也不要。”
在码头遇到老乡毕成功，他结完婚准备回广鹿，也没买到船票。
他问：“你的个人问题解没解决？”我不好意思地说：“还没解决。”他不容置否地说：“你马上到我家。”我只好随他去了。我俩坐环路汽车在“五一”广场下车，一座小楼旁边盖的一间偏厦子，是他的新房。新房里布置得珠光宝气，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比外面还冷。人在这里成了蒸汽机，一口喷出一道白汽。
老毕像在小长山靶场宣讲英模事迹一样，滔滔不绝地介绍每件家具的历史和产生经过。他家属是某食品厂仓库主任，雍容华贵美丽端庄，像古典美人。
老毕带我出来上楼梯，来到旁边楼上，他岳父、岳母和内弟住在这里。
老毕是老乡还是好朋友，没少给我介绍对象，可惜一个没成。他像“蛇头”手握一大把女偷渡者名单，只要我有耐心永远看不好，他会永远让我看不完。他说女方是他家属姑姑家邻居，二十六岁，在市内某大商场上班。女方家住黑石礁，父亲是厂长。以前，有两个媒人分别为我介绍同一个厂长女儿，大概是同一个姑娘。我问老毕：“姑娘的爸爸是什么厂长？”他说：“是养鸡场场长。你别管是什么厂，人合适就行。”春节快到了，带不了姑娘，带一只小鸡回去也行。
老毕带我坐车到黑石礁，和一位神秘“瘦大姐”接头，带我们去姑娘家。
这里不是“都市里的村庄”，而是地地道道的农村生产队，属于居住在城市范围之内的农村人口。一股熟悉的家禽味儿扑面而来，让我倍感亲近。
小平房有院墙、猪圈、菜园子等。一进门是外屋地和锅灶，屋里是火炕，和小西山没有任何不同。姑娘父亲是一位朴实的农民，养鸡场场长。他身穿大棉袄大棉裤，胶鞋沾了一圈鸡粪。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土地承包形势和鸡场概况，像极了父亲。姑娘的母亲心地善良，热情好客，说话圆滑，像极了妈妈。
“瘦大姐”打电话回来，说姑娘已经提前下班，两点四十分在公园门口见面。老毕言之凿凿：“不管成与不成，晚上六点钟都到我家吃饭。这么多姑娘，不聋不哑不瘸不瞎，我不信你一个都看不好。我先走，去联系其他姑娘。”
盛情难却，这一回说什么也得成一个了，否则对不起老毕的这份苦心。
姑娘准时来了，二十六岁，是某商场大集体工人。她身体强壮长相端庄，绝对拿得出手。用那人的话说，只是皮肤比较“初照（粗糙）”，一看就知道能吃苦爱劳动，爷爷奶奶肯定喜欢。西边的太阳很快落山了，天越来越冷。
姑娘穿着棉大衣围着毛围脖，脚穿棉鞋，一副看谁比谁更抗冻的架势。他知道部队是打仗的，但是分不清什么是军官什么是士兵，所关注的，是我将来能不能进大连。她牛气得很，把志同道合理解成“男人没有脾气”。
她一口一个“我们大连人”如何如何，“你们农村人”如何如何。她把我当成一只来自山上的野鸡，梦想通过她的门路进入她爸爸的鸡场。我说：“我转业后，不一定进得了大连。”她轻蔑地说：“那你和我谈什么。”转身回家。
坚贞而可敬的老毕，站在电车站的寒风中等了我两个多小时。
他没戴帽子，把头缩进一件海军灰呢子大衣领子里，只露出一撮头发和一丝面孔看人。我纳闷，不知道他和海军有什么渊源，通过何种渠道弄到这件“火龙衣”。他一个陆军军官，棉装更御寒，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不伦不类。
他捶胸顿足，说：“你来晚了一步，春柳那个姑娘也在这里等了两个多钟头，冻得实在受不住才离开。”我说：“我和这个也没戏了，以后再说吧。”他立刻精神抖擞，果断地说：“走，到我家看下一个！”我到他家还没暖和过来，敲门进来一位姑娘。姑娘飘飘若仙，在荧光灯下，一张大白脸如同一块摄影反光板。
姑娘脸上显露的粉刺轮廓，似一层白油漆覆盖下的一片铆钉。她生着一张婆婆嘴，说话絮絮叨叨似老太婆。她感谢老毕夫妇费心，优雅地朝我点了下头，转身出去。老毕出去送姑娘，进来时领进一个细高个大眼睛的小姑娘，不满十七周岁，中学毕业刚参加工作，让我想起那位又胖又高十九岁的“雍容华贵”。
小姑娘很拘束，问一句说一句，说：“我姐夫是军人，我也想找个军人。”
她不时偷偷地看我，装模作样往外走，老毕夫妇急忙跟出去。片刻，老毕夫妇进来，惊喜地说：“没想到，小姑娘一眼就看中了你。”我说：“她年龄太小。”老毕说：“我还担心人家嫌你年龄大呢。”老毕妻子说：“人家不嫌你年龄大，你偷着乐吧。”老毕岳母说：“结婚时，找人把女方年龄改小几岁就行了。”
老毕夫妇出去，又把小姑娘领进来。小姑娘毫不掩饰内心喜悦，走到我身边，情不自禁地扯住了我的衣襟。我想起了小小王美兰，心里不由地一哆嗦。
小姑娘叫何秀萍，家住三八广场。天冷，她穿的单薄，带我到体育场她二姨家取暖。她二姨锱铢必较地算过我的年龄，不再和我搭话。我坐在那里没话找话，夸奖主人的君子兰。君子兰被誉为“绿色黄金”，名贵品种价值百万，小偷频频光顾。那姨夫遇到知音，把所有君子兰搬来，滔滔不绝地介绍心爱的植物。
何秀萍不高兴：“我让你们看他这个人，不是让他看你家君子兰。”她姨说：“年龄大点儿，个没有你高，其他没有毛病。”小姑娘说：“他年龄大我就叫她解放军叔叔，我还不喜欢找比我高的呢。”何秀萍姊妹九个她最小，单纯幼稚，长相可用俏丽形容。她在学校打篮球，身高比我高两厘米，年龄比我小一旬。
如果她不嫌弃我，还等什么？我俩约好，明晚六点钟在动物园门口见面。
第二天我提前赴约，被她迎面喝住：“你怎么才来？我不到六点就来了！你不知道我等你多难受吗？”她大吵大嚷，引得过路的人们都看着我俩。我伸出手表，她把手里的小包甩来甩去：“我不看，反正你应该再早一点来！”
我和她说不清楚，只好向她赔礼道歉，把她哄走了再说。我说：“我们结婚，首先得解决房子问题。”她说：“房子好解决，我去公司要。”我说：“你刚参加工作，单位不能给房子。”她说：“我让哥哥姐姐去借，保证不耽误咱俩结婚。”
我俩谈了一晚上谈不出名堂，她却兴奋异常，很有成就感。
分手前她说：“你明天到单位找我，我好好向我的同事们炫耀秀炫耀。”我哄了她半天，说：“现在让别人知道不合适。”总算把她说通了。
第二天我记取教训，提前半个多小时来到动物园门口。我和李绒花约会也一样，假装看科普画报。耳边“哗啦”一声响，吓了我一跳。我一回头，何秀萍手拿算盘，站在我身后，还是吵吵嚷嚷：“你真没看见我还是假装的？”
我朝他伸出手表，讨好地说：“我今天提前来了。”她脸对脸地审问我：“你今天下午干什么去啦？”原来，我送王干事家属去码头，被她姨夫看见了。
我到汽车站去送李干事家属，又被她看见了。她醋心大发，说：“你和我走对面，理都不理我，当时就把我气哭了。要不是同事在旁边，我就把你拖回来。那两个女的是你的什么人？”我怎么解释都没用，她委屈地说：“你和我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就变心了。”我好不容易把她哄好，她一边走一边晃的算盘“哗啦啦”响：“明晚上你到我家，我姐姐、姐夫、哥哥、嫂子十几个人都在家，你千万别害怕，有我呢。”见我嗤之以鼻，她说：“这我就放心了。”她又问：“你回岛上几点钟开船？”我说：“早上七点。”她说：“九点走不行吗？我还得起大早送你。”我叹了口气：“你还是个小姑娘。”她毫不在意：“我二姐夫在派出所，把我年龄改成二十五岁。我还没看见我爸什么样呢，你再大我几岁，我更高兴。”
第二天晚上，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约会地点，这回看她怎么说。何秀萍早来了，藏在暗处。她在我身后突然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跟我回家吧。”
她身穿绿格子大衣，围脖雪白，脚穿高跟鞋，还描了眉，个子更高眼睛更大，更加单纯幼稚而有活力。她又嘱咐我：“我们全家人都来了，你别害怕。”
她家住日式小楼，在二楼。她在前面上楼梯，把我遮得头影不露。
何秀萍一一向我介绍她的家人，床上坐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是她妈妈。他大哥四十多岁，戴眼镜，从他开始轮流问话，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舌战群儒”一一作答，他们疲于应答。何秀萍非常幸福得意，坐在我身边紧紧贴着我，亲昵地用手不住捏我的脖子。小小王美兰在集上遇到我，也是在身后亲昵地搂着我，用手捏我的脖子。小小王美兰是把我当成了哥哥，而何秀萍，一定把我当成她从未谋面的爸爸。她没出生，爸爸已经因公牺牲了。
从何家出来，她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太厉害了，把我们全家人都镇住了。”我提出分手，转身走了。她满腔热情顿时消失，站在雪地上不知所措，在身后大声哭喊：“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哪……明天我们还在老地方见面……”
我早上五点半起床，收拾好东西，到渤海饭店喝豆浆、吃油条。
还是那个“布娃娃”女服务员，给我端来一碗豆浆，几根油条。我搭讪：“看这碗边，和锯齿一样，能把嘴唇拉破。”“布娃娃”慢声细语：“那怕什么呀，你们不是钢铁的吗？”我一时语塞，“布娃娃”得意忘形，端起一摞碗，嘴里念着“立正——齐步走……”她乐极生悲，碰翻了一个老头子手里的豆浆碗。
碗掉在地上碎成几瓣，她又是擦又是换豆浆又是陪礼道歉。
老头子不为所动，大义凛然地来到意见台前，正襟危坐戴上眼镜，行刑一样端起笔，在“意见簿”上奋笔疾书。“布娃娃”马上老实了，可怜巴巴的样子真可怜。老头子写满了好几页纸，豆浆也不喝了，背起挎包扬长而去。
我赶忙起身，在“意见簿”上证明“布娃娃”的无辜，还把她好一番表扬。她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哥，你赶紧带我走吧，我和你一块儿去当兵。”
我真想对她说：“我还不如把你带回家里过年了。”
船到大长山码头，人们带着东西挤在甲板上，双脚不离地，下船比上船更费事。谁的收音机里，播放电影《咱们的牛百岁》的插曲《双脚踏上幸福路》。
双脚能踏上码头也算幸福。我随前面的人一寸寸地挪，总算踏上码头。
挤进一辆小车回到招待所，打开房间，“老窝”还没被人端掉。地上一堆烟灰如同火山灰，是惠达两个月前留下的。往事历历在目，个人问题和归宿问题仍无定局。乔干事无奈地告诉我：“要塞区机关已经定编，你还得回广鹿。”
我笑着说：“这样种事情我经历多回，已经变成了石敢当、九命猫、不死鸟、滚刀肉，到了天涯海角初衷不改，到了黄河不死心，撞了南墙不回头。”
乔干事说：“你是个有大志向的人，找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你要一直奋斗下去，哪怕三十七、八岁再结婚。”我笑着说：“谢谢你为我放宽了两到三岁。”
他也笑了，这才告诉我：“我被批准到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深造。”我向他表示祝贺，说：“我说你能当上将军，绝不是空穴来风。”他把我送到码头，我们一路上谈了很多。上船之前，他说：“我期待在解放军文艺上拜读你的大作。”
我信誓旦旦：“你放心，我也期待有一天，看见你加入到将军行列。”
在交通船上，熟人们都对我的个人问题发表看法。他们的话千篇一律都是同样的话，只要人好，其他方面次要等等。就像为一个老病号服用常用药，早已经没了疗效。船到广鹿码头，卫科长和放映员一起先上船，他也回大连。他一改常态，对我说：“我希望你回广鹿，你别下船了，回家过完元旦再归队吧。”
李高手到军区开会，方华一个人坐船回大连保胎。她身穿肥大的罩衣，满脸妊娠斑，像个中年妇女。我买了苹果送给她，她不好意思地说：“谢谢”。
一路上我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生怕有半点闪失。她家里人不知道她下岛，我雇了辆三轮车，把她轻轻地扶上去。我让车夫慢点蹬，我在旁边扶着。
到了家门口，我把她抱下车，她紧紧搂地住我的脖子，眼睛湿润，贴我耳朵说“谢谢你一路照顾。”我脸发烫，把她轻轻放到地上：“我们是战友。”
她说：“你太清高。”我说：“我现在见到你也紧张。”她叹了口气：“你的标准太高，用不用我帮忙？”我心口不一地说：“谢谢，我已经找了。”
我继续当招待所“助理”，为上下岛的人排忧解难。地面忽上忽下，我漂泊在生活的风浪中。钟保密员说：“董干事又下岛了？”我说：“我一直没走。”
第二天一早，我又到渤海饭店吃油条、喝豆浆。只要“布娃娃”愿意跟我走，春节我就把她领回家。我老熟人一样问她：“那天你被投诉，没事吧？”
她仍慢声细语：“可惜我忘了呀，你是谁呀，我多么让你失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