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莽和他老乡哪里知道，所谓的“廖干事”就是我！
我真想狠狠地扇他一千个大耳刮子。不，一万个！
调到警备区的希望破灭，我以后下岛更加艰难，这一次必须解决个人问题。我做好缜密的导调工作，撒开一张张大网，在茫茫的人海中继续捕捉打捞。我看对象也像采购不同批次的商品，赶上哪一批次的姑娘年轻漂亮，但是幼稚没有思想，再赶上哪一批次的温柔贤惠，文化低年龄偏大。又赶上哪一批次有素质，长像又对不起观众。刘政委仍对我说，找对象各方面条件基本合适就可以，现实生活中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我以为心仪的那位佳丽，毫无疑问是排在最后一个。
在公园东门口，第一个姑娘撞网。她是电车售票员，满脸如同大地般沧桑，用宽宽的发带掩饰青白的头皮。她不自信地说我们不般配，点下头转身走了。
我按时来到东方红商店，柳大姐介绍的姑娘已到。她头发束成马尾，自命不凡，一双大眼睛雾里看花。她主动伸手和我握，我伸手刚触碰到指尖，她闪电般地迅速抽回，像逗引一条狗。我估计握手无望，放下悬空的“狗爪子”。姑娘开口说话，“我爸我爸”地如同两只蝴蝶翻飞。这两个字，也常被某些高干子弟挂在嘴边。她爸爸是老革命，市某委领导，妈妈是处级干部，弟弟是大学生。
柳大姐走后，我俩去了劳动公园。
姑娘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开闸放水一泻千里，说出一长串某司令某政委某参谋长的子女，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学校几年几班坐在她附近的哪一排座位。我和她走在大街上，就像走在小西山的沙岗后和沙湾底。她引领我，如同董云河牵着他家的毛驴。她弄不好也和我一样，刚刚和上一个男人分手，下一个排到了我。
她例行公事般进行审查，将所有情况详细问遍，我一一进行回答。
职业？军人。级别？副连。民族？汉。性别？男。
她出其不意地问：“你父亲干什么工作？”我镇定地说：“我父亲是农民。”
她嘴角露出一丝嘲笑：“农民都是万元户。”我理直气壮：“没有农民在地里生产粮食，你饿着肚子能谈得动对象吗？”她语气缓和：“你什么时候能调到警备区？”
我的心被刺疼：“你得有耐心，等我变成黑猩猩的那一天。”
她不生气也不反驳，话题一转，开始深刻揭批、泣血控诉上一个对象，据说也是高干子弟。我说：“他把你伤害得不浅哪，你想让我替你报仇？”
她又恢复轻蔑，高傲地说：“你们部队和农村的那些事瞒不过我，部队的政工干部叫参谋，军事干部叫干事；农村的地瓜分两种，湿地瓜长在地里，得浇水；干地瓜种在房顶上，必须让太阳暴晒，结出地瓜干子才能吃。”
她见我笑了，说：“我说的不对吗？我是见过世面的人。”我说：“我没见过世面但是见过失眠，晚上睡不着觉。”她尖刻地说：“你该吃安眠药了。”我以牙还牙，说：“你也该吃点什么了。”她爽快地说：“你没看好我没关系，要不，晚上还在这里见面？”我说：“你等着吧。”她主动和我握手告别，说：“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有机会，我带你去见见我爸。”我说：“祝你爸爸身体健康，再见。”
我坐无轨电车去“辽师大”，看望中学同班女同学王娇兰，曾经在样板戏《沙家浜》中扮演沙奶奶。过完春节我们在永宁见过一面，我归队她送人。
我们刚留下地址没等说话，车门关了。她家境贫困父母有病，兄弟姐妹一大群她是老大，是羊群中的领头羊。她中途辍学，班主任胡老师多次家访，动员她上学，并资助学费。仿佛为了报恩，她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几经周折考上了老师毕业的大学。我去的时候，学校正在大兴土木，阶梯教室里面人迹寥寥。
几个面带菜色的男女同学，正在悉心苦读。十几年前传说“辽师”学生下乡，见人就拖进庄稼地，掏出针管子抽血注射进自己体内，在永宁地区谈虎色变。
一位热情的女同学把我领进阅览室，王同学正趴在桌子上睡觉。她被叫醒后一看是我，恍惚若梦，既高兴又激动。她只比我大一岁，如果重排“沙家浜”，就得扮演“沙老太奶”了。同学们都叫她“王大姐”，她一一慈祥地答应。
她带我回宿舍的路上，同学们们都心照不宣地看着我俩。女生宿舍面潮湿阴暗，王同学如同正午的阳光。十二个女学生蜗居一室，天棚上垂挂着衣物和条条缕缕的神秘物件。一个海军军官正坐在窗前，和一个女大学生亲密谈话，看样子已经搞到手了。我俩唠了一阵闲话，谈了各自毕业之后的情况。
王同学问：“你这几天都有什么活动？”我说：“咱们这个年龄，都得抓紧了。”她说：“你中午在这儿吃饭吧。”我说：“春节那次我们没说几句话，来看看你。”在车站，她刚问“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和在永宁一样，车门关了。农村姑娘出人头地，更要付出代价。她已经二十九岁，个人问题比我还成“问题”。
在马路上，偶遇高三连战友刘忠贵。他说：“我大姐认识一个姑娘，二十六岁，大公司技术员，容貌端庄大学在读，非军人不嫁，晚上你们见个面吧。”
刘忠贵是大连籍知青，在永宁公社插队，和我同年兵，算半个老乡。他的擒拿术在寺儿沟一带有名气，教过我“大倒袋”“小倒袋”等招数。不怕一根棍，就怕一条蛇。手是两扇门，全靠脚打人。他算是我的师傅，说话得听。我去过他家喝过几次酒，还留过宿。那天，他带我和另一位战友喝完酒，到他家附近的“春和电影院”看电影，叫《雁鸣湖畔》。电影已经上映，我说等下一场。
他低着头背着手，旁若无人地往里走。主任迎上来，必恭必敬地问：“三哥和战友们好，请到前面坐。”他仍倒背手，头不抬眼不睁旁若无人。主任殷勤地把我们领到前排，悄声说：“三哥带战友来了。”几位观众赶紧让出座位。
到仇主任家送完信，买完带回家的礼物。李跃进来招待所找我，说：“我家属给你介绍个姑娘，去看看？”我说：“没时间了，等我探家回来再联系。”黄景学一直在招待所等我，说：“我已经和小朱说好，晚上到我家见面。我说：“等我探家回来再说吧，今天没有时间了。”每当调度不开，我就得以牺牲几个姑娘的见面为代价。路参谋家属来招待所找我，不是介绍对象而是介绍一位月老。
路参谋家属为我的个人问题鞠躬尽瘁，我不能回绝，挤时间和她一起去见月老。那月老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旁若无人地吃面条。她拿起酱油瓶子，小心翼翼地往碗里滴几滴酱油，用嘴“吱儿”地一声，将瓶嘴吮干。她吃了一口面条“吧嗒吧嗒”品了品，又拿起酱油瓶子，又小心翼翼地往碗里滴了几滴酱油，又“吱儿”地一声将瓶嘴吮干。我装作看表：“我还要赶火车。”借故赶紧离开。
我和一位台胞约好，在大连宾馆见面。采访完写完稿填写发稿签封好信封，已经过了晚上九点半钟。我连连失约，白白浪费了和六个姑娘的见面机会。
我出去将稿件投进邮筒，坐车匆匆忙忙赶往刘忠贵大姐家。
高三连的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刘忠贵复员两年，从保管员升任某大宾馆仓库主任。那姑娘叫李绒花，五官端正大方矜持，在见过的所有姑娘当中，唯有她让我当场心动。我们谈了几句话，她仿佛知道我不止见她一个人，说：“你下一次大连不容易，等你把事情办完从家里回来，有时间了再给我打电话。”
我不由地对她肃然起敬，又增加了几分好感。
我坐末班车来到毕家礼家，不为看姑娘，只为了向他表达歉意。毕家礼家和姑娘家毗邻，他出门狼一样吼了一声，姑娘马上进来了。她比我小三岁，长的相当年轻、单纯，没说话先笑。我不乏挑逗：“你还挺乐观的。”她笑着说：“我不乐观还哭啊？”我又不乏挖苦：“你连对象都没有，还这么高兴。”
她又笑了，狠看了我一眼就像狠吸了一口烟：“你不是来了吗？”她看我也笑了，凑近我认真问：“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我说：“挺好。”她又凑近我，对我耳边悄声问：“你这是初恋吗？”我不知道她假装不懂还是根本不懂，说：“这不叫初恋，是第一次见面。”她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你这是第一次看对象啊？”我说：“我这么大个人，哪能只看过一次对象。”她失望地问：“你早该有小孩了吧？”我说：“我没结婚哪来的小孩。”她说：“这我就放心了。”
她拿出一本《大众电影》杂志，温柔地说：“听说你爱看书，我给你买了本《大家（衆）电影》，明天我俩看《海市蛰（蜃）楼》，晚上到我家吃饭。”
我说：“我明天还有事。”我离开后，姑娘告诉毕家礼：“你的战友纯粹脑子有病，像个彪子。”我眼前全是李绒花的影子，再不想见别的姑娘，明天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