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孙长治和连长闹矛盾，想给连长制造麻烦，偷走连长到手枪藏进坑道。
经过指导员耐心工作，孙长治认识了错误的严重性，答应夜里把手枪取出来放到连部窗台上，争取从轻处理。连长知道情况后瞒着指导员，事先进坑道里面埋伏，孙长治进来取枪时将他撂倒，用行李绳捆了，出去打了三颗信号弹，声称阻止了一起重大政治事故。孙长治被判刑四年病死在狱中，连长提升为参谋长。
有的部队基层干部为了一己之私，视战士个人前途命运而不顾。王巴蛸给连
长家送了棵空心白菜，他就说“思想意识有问题”。我正在构思的中篇小说《责任》，连长也是王振礼的原型之一。我走出砖厂，摸黑顺着熟悉的小道上山。
我爬山就像那个耍马戏的山东人爬杆，摇摇晃晃地爬到杆子尖上。我站在山顶上，也像站在杆子顶端。我坐在最高处那块大石头上，
我掏出写有无数个“盖房子”的通讯《砖缘》，真想撕碎抛向夜空。又一想，稿子每个字都浸透了我的心血，也浸透了全连弟兄的汗水，当然包括连长。
我坐到半夜十二点钟，才摸黑下山。我一进砖厂，一道手电筒光柱照过来。
全副武装的袁顺利说：“连长让我们找你，怕你出事。”我说：“我现在就去见他。”袁顺利小声“报告”，先进连长屋里：“董太锋回来了，没事。”
连长问：“他在哪儿？”袁顺利说：“在门外。”连长说：“你让他进来吧。”
我听见“哗啦”一声，连长迅速地把什么东西掖到腰里。
我报告进来，说：“连长，我私自外出，罪加一等。”他顿时眉开眼笑，说：“小董，看你说哪儿去了。一班长，你通知骨干们回去睡觉，明天早上七点起床。”伍干事一直在等我，见我回来也放心了。因为我影响了全连弟兄吃饭、休息，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和我一样，起早贪黑劳累一整天，夜里也不得安宁。
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老圈”态度更加和蔼，拿出两个苹果给我，和晚上的怒不可遏判若两人。他检讨自己脾气不好修养不高，犯了遇事不冷静的老毛病，让我别往心里去。四川是“变脸”故乡，他也不愧是“变脸”高人。
他让我写检查给他个面子，在明天的军人大会上宣读。
他说：“高三连和高一连的一个排在一起烧砖，营里指定由我管理，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连检查都不写，高一连官兵会以为我偏袒本连队战士。”
我说：“写检查可以，但是要实事求是。如果让我检讨自己思想意识有问题，趁指导员不在家故意放大炮陷害连长，我坚决不写，宁肯被判刑坐牢。”
连长说：“这只是我一时说的气话，你千万别提这些字眼，这对你不利对我也不利。如果一个战士想放大炮炸死连长，这个连长还称职吗？如果你想放大炮炸死连长，你这个兵还能当吗？我当时骂你要给你处分把问题说大，是不得已才这样做。这样才能保护你和我，同时也保护伍干事，否则后果很难设想。”
我心里一阵感动，宁肯相信他的话发自肺腑。我在文书屋里写完检查，已经是凌晨三点钟。我写检查轻车熟路，一共写了八页稿纸，仍意犹未尽。
我心里仍没有底，毕竟砖厂损失巨大。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在一个半连官兵面前读完检查稿，获得一致通过。连长进一步强调了安全问题，把责任揽到自己身，说：“董太锋同志认识深刻，年轻人做事太冒失，今后注意就行了。”
他甚至表扬我，仿佛定向爆破有功无过。他向伍干事陪礼道歉，强调是他主动请到砖厂指导工作的。我一想幸亏没死人，能有这个结局已经谢天谢地了。
连长最后说：“董太锋同志要吸取教训，仍带领五班放炮。”
金不换找连长，要求重新带指挥班放炮，挨了一顿训斥。连队彻夜清理废墟，恢复重建，第三天恢复生产。没人再提我转志愿兵的事、到政治部帮忙的事、和曹小花结婚的事。赵主任、仇科长、伍干事仿佛驾岛去往遥远的星球仙游，远离地球几十万光年。我仍心有余悸，上级一直没来人调查处理定向爆破事件。
原来，要塞区在扩展大李家砖厂和北安农场的选择上，意见存在分歧。有关领导自作主张，率先扩大砖厂生产，和党委的决定截然相反，并作了检讨。定向爆破事故正好发生在这一节点上，上级不想节外生枝，否则后果不可想象。
高一连一排又撤回曹家屯码头搞装卸，砖厂又缩小到原来的生产规模。
曹小花和曹老太太听到消息，以为我被炸得粉身碎骨，吓的逃之夭夭。母女俩侥幸没上岛、没到砖厂，否则和董太锋结婚守活寡不说，还得蹲监狱。
虽然没追究我的事故责任，我给砖厂造成了巨大损失，已成为事实。赵主任、仇科长、伍干事还在岛上，我的转志愿兵机会与曹小花完婚，倒是去往遥远的星球仙游了。赵主任为了让我不失去转志愿兵的机会，来不及登记，先把婚结了再说。幸亏我没和曹小花举行婚礼，否则的话，已经是有婚在身了。
金不换得罪了全班战士，休完假没人接他，在大李家给我来电话求助。我让洪福祉和刘长江去接人，没想到半路上，两个兵把他按在苞米地里一顿痛打。金不换耿耿于怀，以为我教唆自己班两个弟兄惩罚他报私仇。我根本不知道，见他眼眶青紫还开玩笑：“老金，你怎么戴了副墨镜回来？”他更恨死我了。
指导员贺红光幸灾乐祸地对我说：“我在岛上就听说，你发射导弹了。”我说：“你的消息是马后炮，你回来，我还要搞新的定向爆破。”他急了，说：“你再胡来，就得上军事法庭了。”我带领五班又搞了几次成功的小规模爆破，一次足够两个月的用料。余下时间，我带领五班弟兄几个推砖坯，进砖窑出砖。
连队晚上挑灯夜战，我们五班也干到天亮，同样完成任务定额，放炮倒成了业余劳动。为了报答“老圈”的“不杀之恩”，也为他提升副营长做最后努力，更为了砖厂的兴旺发达，我把那篇惹祸的通讯《砖缘》，寄给我熟悉的《前进报》编辑吕永岩。报社极缺这种题材稿子，三天之后见报。“老圈”把我找到他的宿舍里，没等说话眼圈红了。他仍没被提拔为副营长，我的处境变得更糟。
连里第四季度的入党名额已定，就像忘我一样无我。我成了一个弥留之际的濒死之兵，多存留一刻都是奢侈。我在部队的日子屈指可数，哪怕给我处分，也是注射一剂强心剂。我又频频回到噩梦之中，复员走到盐场东边子，不敢见人，从屯后绕回小西山。我硬着头皮来到学校，校长董太元和老师们正在办公室里开会。我走进去，没人理我。我躺在废弃的岗楼里，好几天不敢出去见人。我去后勤灶吃饭，不是没有碗筷再是被人赶出来。我回到破破烂烂的家里，房子露天墙壁倒塌。我在一间间破屋子里寻找，一个活人都没有，倒是一群死人……
我把短篇小说《在山谷中》和《老兵老宋》寄到《解放军文艺》，如同向空中抛去一根根没有钩子的线绳，异想天开能钩住飘过的白云，一步登天。
我仿佛爬上光溜溜的绝壁，手抓倒悬石壁，脚踩万丈深渊。此时此刻，没有谁能帮我一下拉我一把推我一臂之力。连里酝酿老兵复员，我名列榜首。
近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家里一概不知道。姐姐来信，仍对我充满了巨大期望，如同把董万显家积攒了百年的劈柴堆到悬崖
弟：你的多份报纸都收到了，真可谓捷报频传哪！使姐深感欣慰。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出：你目前涉猎的知识是广泛的，也是多方面的，这对习作者是很有益的。你的更多手稿我没有看到，从仅有的几份来看，主题揭示的较深刻，题材也较新颖语汇也较丰富，所以使人很愿意看。特别是几篇小说，仔细回味，确是寓意深长，这是应值得发扬的地方。不足的是：你现在掌握各方面的知识很不足，包括很受人们欢迎的有关科技方面的一些资料。另一方面因你条件所限，也使得思路同样受到局限，这一点我们自己还无法改变。总之，因为你的手稿看的很少，谈不出更多的体会，太大的毛病也不曾看出。唯一的希望：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扬起的风帆不要让它滑落，发动的机器不要让它熄火。无论何人有何流言蜚语，你都不要理睬，始终沿着自己认定的目标，稳步、扎实地前进，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前进，才能获得希望与光明。犹为可喜的是，部队已为你力挽狂澜，彻底清除了曹小花这一关键障碍，你太幸运了，真是一发千钧哪！这回你更要轻装上阵，抓紧一切时间快提干早提干，全家老少都在等你穿四个兜的干部服和皮鞋回来，杀猪贺喜三天……再有一事，姐姐不想问还得要问，是不是你早已提干故意隐瞒，不知哪一天哪一刻，一个年轻英俊的军官携着如花似玉的媳妇从天而降，给全家一个措手不及的惊喜？我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姐姐这封信，又将我往绝壁上猛推一把，不烤死也得掉下悬崖摔死。
“老圈”仍因为《砖缘》那篇通讯荣立三等功，如愿以偿当上了副营长，仍在高三连代理连长。那天晚上，连队坐车去某部观看“二炮文工团”演出。
青年女歌唱演员张暴默演唱《金梭和银梭》，引起全场轰动，唱了三遍。一位男板胡演奏员，演奏罗马尼亚的名曲《云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也变成一只云雀，随旋律在空中翱翔。我一直关注他那只运弓的肩膀，比另一侧肩膀肥厚许多，练板胡一定下了许多工夫，也和我练成的“马裤腿”一样。
演出结束，老百姓一窝蜂地拥上两辆汽车。司机解释，说连队驻地有三十多里路，明天还得起早施工，群众仍不下车。连长安排两个病号负责群众安全，让司机把群众逐一送到家里，连队跑步归队。三个小时之后，连队跑回砖厂。
“八一”建军节，几个村的群众自发到砖厂慰问，送猪肉鸡蛋苹果鱼虾。
每当砖厂机器坏了，连队放假休息，我都到大李家商店、登沙河、曹家屯、金州买书。我舍不得花钱坐公共汽车，能借到自行车最好，借不着就步行。李玉平、郑介旋、马友、张守相等许多弟兄，都陪我买书。他们开玩笑：“你在这里再呆两年，道班就得向你收养路费了。”我的稿费和津贴都买了书，钱花没了就借。那天没钱了，我把准备买牙膏的零钱（还是去年的硬币），买了一本“萌芽丛书”——叶文玲的《无花果》。我也是一棵不开花总结果的特殊果树。
从此后我刷牙不用牙膏，比用牙膏刷得还干净。那天我又去登沙河，买了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金银岛》，还剩下一分钱。售货员给了我一块糖。我突发灵感，构思电影剧本《心总是热的》，马上上映故事片：《血总是热的》。
连队举行大会战，要在雨季到来之前制作二十万块砖坯，超额完成全年任务。砖坯完成的那天下午，突然狂风暴雨，全体官兵和工人全部出动苫盖坯垛。
长长的塑料布用砖和石头压不住，几个人用手拽不住，盖一次刮一次，被大风刮到天空，成了一条条腾飞的白龙。不管干坯水坯，都被雨水浇倒泡塌，成了一趟趟泥坨子。雨越下越大，一趟趟泥坨子变成泥石流，被山洪冲进登沙河。
山洪爆发，手推车、橇板、木杆子等一切器材、工具等都被冲走。
战士们争先恐后跳进激流抢捞，“老圈”打了两梭子冲锋枪制止，决不像被覆坑道那样，导致陈寿高牺牲。军民们昼夜苦战了半个月，一会儿工夫，劳动成果化为乌有。雨下了几天几夜，连队除了政治学习再是打扑克，听收音机。
弄不清哪是播音员播音，哪是打扑克的喝五吆六声。
雷声“轰隆隆”，打扑克砸桌子声“咚咚咚”，还有收音机受雷电干扰的“吱拉吱拉”声 。外面大雨，形成一层密不透风的雨帘。屋里输牌的战士脸上，贴满一道道纸条纸帘。我坐在饭堂里，浑身落满黑压压一层苍蝇，修改小说。
那天上午，雨终于停了。乌云散去，太阳出来，世界倏然亮了。一群群五彩的鸟儿和一群群姑娘一样，欢快地飞来飞去。蛤蟆欢快鸣叫，像一群群大声朗读汉语拼音的小学生。大家在屋子里憋了一个星期，都出来见太阳。
大雨过后，砖厂无异经历了一场浩劫。地上泥泞不堪，砖厂成了平地，每个人脚上，都沾着两坨烂泥。小河被山洪冲成了深沟，沟里面仍水流滚滚。
料场泡成了一湾烂泥汤，小推车被洪水冲走了几十辆。高三连毕竟是高三连，能打硬仗能啃硬骨头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没等连长、指导员动员，党员骨干率先写了倡议书：我们要在自然灾害面前不气馁，发扬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打一场恢复生产的歼灭战。战士们热烈响应，决心书像打扑克往脸上贴纸条，贴满饭堂。各班排清理淤泥打扫道路，补修砖窑，到料场放水，干得热火朝天。
两台推土机“突突”欢叫，将泥水推进山沟。我带领五班打眼放炮，料场又响起了“轰隆隆”的放炮声。任何情况下，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张守相被机器绞掉指尖，不在关键时刻添乱，咬着牙默默坚持到出砖。李军的父亲长年卧病在床，那几天病重。哥哥来信让他探家，和父亲多呆几天，他把信压下来。三天后，砖厂恢复生产。太阳火辣辣地威猛，两天将一趟趟水坯晒干。大家迫不及待地装窑封窑，烧出大雨过后的第一窑优质砖。
那天休息，我去曹家屯码头看望王国权老大哥。他正光着膀子和战士们一起卸水泥，我看了半天没认出哪一个是他。他从机关下到连队任职，还是平调，已经免职。他没找关系为自己准备后路，也没整天游山玩水闲逛，仍住在连队。
他和战士们一起装卸打成一片，让人敬佩。他浑身水泥和我坐在防浪桩阴凉处，认真看完了《责任》故事梗概，没提意见，对我的操作方法提出异议。
他说：“编辑要成型的稿子，和活跃版面的稿子不同。你这样傻写，写到共产主义取消军队也很难上稿。不要以为编辑纯洁，收礼和不收礼、送稿和不送稿绝对不一样。搞创作不能贪大，先从三五百字的随笔开始，发一篇是一篇，要写十年八年之后，各方面条件成熟了，再尝试写短篇小说。你说要写中篇小说，我没发表意见，但是不赞成你的做法。上来就写大东西，成功希望渺茫。”
老大哥说的，还是过去搞新闻报道的那一套。他说的也不无道理，但是，我必须按自己的目标去突破。我不但等不上十年八年，再住两个月又要复员。
就算他完全有道理，我也必须铤而走险。我没有时间去考证胜败，拼了才有希望。我想起《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索黑尔，虽然我和他处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信仰，但是在达到奋斗目标上，有着同样的梦想和执着。
对于这个世界，我比他有着更多的期待。我不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改变命运，苍天绝不会为我降下青睐。我现在的手中武器，还是一枝笔。坎坷与失败，成了我的常态和习惯。不管天上流动的是雾气还是浮云，霞光万道才算拨云见日。
昨夜又没睡好，左右两个人两面吹风说梦话，像开了一夜吹风会，我顾此失彼不知该听哪一个。我只好头朝里睡，刚要迷糊过去，被半空中落下的一只大脚砸得眼冒金星。我赶紧倒回来，位置又被占领，真是无可奈何苦不堪言。
刚来砖厂时苹果花盛开，香气浓郁。现在，一树树繁花变成一树树红彤彤的果实。我的理想仍处在萌芽阶段，酷霜期却一天天临近。我坐在草地上看书，一只小昆虫顺一根狼尾巴草艰难地爬杆。它爬到一半，一只癞蛤蟆悄悄爬过来，“叭”一声将小昆虫吞食。整个天地间，顿时变成了癞蛤蟆肚子。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