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证明》悄悄塞给万不帮，他顿时流下眼泪，折好，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我和他紧紧握了握手，转身回连部。那天晚上连队杀猪，欢送万不帮和劳猛生，到守备区统一集合，到码头坐登陆艇去皮口港，转道去大连乘火车。
半个月以来，自卫反击战捷报频传，连队天天收听广播、读报纸、传阅最新战报。我们每听到同登、老街、凭祥、奇穷河、高平、凉山这些地名，眼前就出现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惨烈战场，如同身临其境。我们对蒋金柱、陶少文、岩龙等英烈的名字和事迹耳熟能详，他们都和我年龄相仿，已经为国捐躯长眠于麻栗坡烈士陵园里，一个个年轻的面孔，永远定格在共和国的英雄谱上，为子孙后代所敬仰。同时，北方边境战云密布。也许某一天早晨，就和珍宝岛战役爆发时一样。但是，那里的黎明一直静悄悄，他国的援越战争最终没能爆发。战争从二月十九日开始，三月十五日结束，给予越南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
“谷雨种大田”。一早，尹队长带领社员们赶来犁杖，帮助连队种苞米。半上午，我正在弹药库里填写账本，副连长严力光全副武装进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他抓住我胳膊把我拉出弹药库，解下我腰间一串钥匙，锁上门。
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扭住我，他们都是和我无话不谈的亲密弟兄。我问：“副连长，出了什么事？”他冷冷地说：“到了连部你就知道了。”
副连长带几个弟兄把我押往连部。为了不打草惊蛇，半个小时之前，连队从地里跑步回营房，全副武装包围弹药库，在各个路口、要道布上岗哨。营房四周十步一哨五步一岗，气氛紧张如临大敌。远远近近都是老百姓，不知道高三连发生了什么情况。我顿时明白，一定是我为万不帮开具的那份《证明》有关。
连部门外和会议室门口、窗外，都有全副武装的战士守卫。我被押进连部走廊，通信员正从连长房间往外扫碎玻璃渣子。大块的杯子碎块上面，还有一段完整语录：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这是连长的茶杯，用了多年。早上我还刷掉一层茶垢，给他倒了杯茶。桌子腿上，溅了沾着茶叶的水点子，茶是万不帮探家从湖南带回的红茶。我被押进会议室，副连长守在门口。
连长怒气冲冲站在窗前，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他扎腰带背手枪，肚子一鼓一鼓，像捆了一包炸药。指导员一身军装紧绷绷地绷在身上，如同装满枪砂，满头大汗问我：“你为什么给万不帮开证明？”我已做好了最坏打算，镇静下来，回答：“在临战状态下，我有义务向前线部队反映真实情况……”
连长暴跳如雷：“你一个文书，有什么权利开证明？”指导员说：“是你私自给万不帮开证明，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拿过笔纸，写了几行字：
关于万不帮右手食指在施工中负伤致残僵直的证明，是在连长盖房子和指导员李荣远不知道的情况下，由我个人开具后送给万不帮，我负全部责任。
高炮三连军械员兼文书：董太锋，四月二十日上午十点二十三分。
我蘸了印泥，在名字上按下指印。指导员拿过证明看过之后，递给连长。连长重复以前的话：“你这样的兵太有水平，我这样的连长带不了你。”
半个小时之前，军务科卢参谋来电话：“你连文书董太锋给调出战士万不帮开证明，上了《内参》，军区联合调查组已经来到警备区，明天上岛调查处理。首长命令，立刻将董太锋控制起来，防止其自杀和夺取武器，全连戒严。”
十分钟之后，一辆面包车开到门前。军务科卢参谋和保卫干事走进会议室，摘下我的领章帽徽。通信员把我的生活用品收拾好，送到车上。保卫干事没配发手铐，用绳子将我五花大绑。我钻进面包车，怕我中途跳车，特务连两个战士一边一个，把我紧紧地夹在中间。连长和指导员进到车里，低着头一声不吭。
那天，万不帮和和兄弟部队的骨干登上闷罐车，一天一夜后，到达冰天雪地的北方。他被编入新连队，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之中。他要扎扎实实好好干，经受住考验，给要塞区守备区增光为高三连长脸，根本没有出具《证明》的打算。
在实弹射击中，他刻意掩饰自己的那根僵指，总也打不出好成绩。班长纠正他的“孤僻毛病”时，发现他的食指不能正常打弯，当即向连队报告。现场的各报社记者涌来，抓住这条新闻。他们把他带到前线指挥部，认真询问、调查核实情况。当他被怀疑有自残嫌疑时，为了证实清白，不得不拿出那份《证明》。记者写成新闻，给他和那根僵指拍了照片，很快发表在“内参”上。
据说有关领导看过新闻，批示“战后责成沈阳军区调查核实，严肃处理”，把红蓝铅笔摔在办公桌上。战后，沈阳军区专门成立“僵指”事件调查组，赴海岛调查处理。万不帮经部队骨科专家鉴定，办理残疾之后，做复员处理。
守备区的禁闭室设在修理所院内。修理所不但修理枪炮器械，还“修理”部队的“罪犯”，任何人手痒了，都可以进去过手瘾。禁闭室里阴暗潮湿，一股刺鼻的霉味儿。窗户上焊了密匝匝的铁栏杆，“罪犯”插翅难逃。靠墙一张单人床上，堆放一团被污渍浸透的行李。墙角一只痰盂，供“罪犯”方便。
禁闭室也是停尸间，因公牺牲、病故等官兵的遗体，都停放在这张床上。这里关过班长罗未来，停放过陈寿高的遗体。室内不见阳光，弥漫着一股死气。白灰墙上，画着一条腾飞的龙。之前，某连队一个战士因为口角，把另一名战士的脑袋砸出一条口子。那战士精神错乱，自称青龙下凡，被武装遣送回原籍。
我被抽去裤腰带和鞋带，铁门“咣当”一声关上，上了锁。铁门上方是了望孔，外面能看见里面，里面看不见外面。中午有人从了望孔送饭，一碗高粱米饭和一盘萝卜片。我没吃饱，还要。外面的战士说：“没揍你就不错了。”
下午，军务科长和保卫干事前来审讯，让我承认：因为入党提干未成报复连队干部，私自为万不帮开“假证明”，如果主动交代可从轻处理。否则，轻了被武装押送回原籍，重了交到要塞区军事法庭审判，至少判四年以上徒刑。
我坚决不承认因为提干问题开具证明报复连队干部，坚决不承认是“假证明”。他们威胁我，明天要塞区军务处来调查，问什么说什么，不该说的不说，否则更加不利。他们临走前说：“如何处理你，仍由守备区决定，你要慎重考虑。”
星期天两顿饭，特务连会餐。换岗的两个士兵醉醺醺地进来，给我带来晚饭，是大米饭和猪肉炖酸菜。我太饿了，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只吃个半饱。
我要求：“能不能再给我送点饭菜？”他们说：“让你吃饭就不错了，吃多了上厕所，还得看着你。”我说：“总得让我吃饱。”一个敦敦实实的士兵说：“你做完五百个俯卧撑，我去给你拿饭。”我真做完了五百个俯卧撑，他们说不标准，让我重新做。我从地上爬起来，气喘吁吁地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高个士兵说：“我们没揍你就不错了，你也想学画龙的那个人吗？”我说：“你们真想打我？”他们开门进来，上来把我按在床上，轮起皮带就抽。
我不敢相信，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守备区。我奋力拱起身，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夺过皮带，光着脚和他们厮打。他们被我抽得逃出门外，又追出去老远。我怕被他们抓到把柄说我逃跑，赶紧回到禁闭室里。他们把门锁好，高个士兵赶紧回去叫人。不一会儿，特务连指导员带了几个战士从门外进来。
两个兵还想教训我，被指导员喝住，让他们出去。指导员和蔼地和我握手，让我坐在凳子上。他诚恳地说：“对你不礼貌的是两个新兵，连队会餐喝了点酒。我反对会餐让战士喝酒，并提出取消士兵喝酒的建议，一直没引起重视。连队对他们教育不够，我向你表示深深的歉意。你虽然犯了错误，他们也无权体罚你。连队除了要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还要考虑处分，我再次向你赔礼道歉。”
我越看指导员越面熟，像在哪里见过。他问我：“你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我今天两顿饭都没吃饱。”他问我：“你想吃什么尽管说，我让炊事班做好给你送来。”我想起那只小白鸡，心里一阵发暖：“我想喝生鸡蛋。”指导员问：“你为什么要喝生鸡蛋？”我说了在新兵连的奇遇，他眼圈红了。
连队没有鸡蛋，他让一个班长到二号家属房他家里拿。我一下想起来，眼前的指导员，是当初公社“群专队”的知青。我当年偷书被批斗时，晚上关在公社“群专队”，他和另一个队员一边喝酒，一边用脚踩踏我的脑袋揉搓取乐。
转眼间十一年过去，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他参军提干当了指导员，我们又以这种似曾相识的方式见面。不大一会儿，班长送来十个煮鸡蛋，还有馒头等。
班长告诉指导员：“嫂子说生鸡蛋没法喝，煮熟后让我拿来。”指导员说：“喝生鸡蛋不卫生，你慢慢吃，别噎着。”我一口吞下一个鸡蛋，差点儿噎死。
指导员为我拍打后背，拍到被皮带抽打的伤痕上，疼的我一蹦高，也一下把鸡蛋顺了下去。我吃了十个鸡蛋外加四个馒头，肚子有了底，心里也有了底。
指导员关上门，悄悄对我说：“你别把打你的事说出去，我给军务科长打电话为你求情，他是我的老班长。别的单位也发生过把问题战士调走的情况，只是没造成你这么大的影响。”尽管是交换，此时有人为我说话，仍让我感动。
他刚要出去，我说：“指导员，我认识你。”他吓了一跳：“什么时候认识的？在哪里？”我说：“在永宁，也是关押犯人的地方。”他凝视我片刻，脸红了，说：“我想起来了，你拿学校的书。”他关上门，又一次向我陪礼道歉。
中共中央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发出《关于慎重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问题的通知》之后，指导员被审查过，由于认识深刻没作任何处理，只被取消了上陆军学校深造的机会。中共中央下发文件，要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以及打砸抢分子“三种人”进行清理。
指导员说：“受到我伤害的不止你一个人，我的最大愿望，是找到所有被伤害过的人，给他们赔礼道歉。当年和我一起看守你的知青，参军在守备营，迫击炮实弹射击发生事故，挨了处分被取消了提干资格，已经复员几年了。”
他在我这里坐到很晚，说了很多，似乎忘记了我是个被关了禁闭的士兵。我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都忘不了睡觉前刷牙。我忘记自己的处境，躺在床上就睡着了，踏踏实实睡了一宿好觉。我被看守班长叫醒时，天已经亮了。
吃过早饭，卢参谋和两个战士把我带到军务科一间办公室里。军务科长没再审讯，很客气地和我谈话，让我认真对待这件事，相信守备区会实事求是进行处理，不会和一个战士过不去，是谁的责任由谁承担。他给我一本稿纸和一支笔，让我如实写下事情经过。我言简意赅地写完，卢参谋拿走，一个人留在屋里。
不管等待我的是什么结果，都要有理有据，该承担的决不推托，不该承担的决不揽过，脑袋掉了碗大的疤，该死该活屌朝上。
十一点钟，要塞区军务处董处长和杨参谋、保卫处的胡干事进来，一群人和我谈话。董处长也姓董，我仿佛见到了家里人，强忍住没哭出来。他们已经和各级首长、连长和指导员了解完情况，并到高三连召开了战士座谈会。
我向要塞区首长陈述事情始末，为什么不让连里知道、开具《证明》的真正目的、所要产生的结果。最后，我把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就是尽一个战士应尽的责任。我要尽的责任，就是在关键时刻，为党、国家、人民和部队负责。我条理清楚滔滔不绝，没有任何人打断我。最后，军务科长让卢参谋带我出去，他们开会。几个战士要押我回禁闭室，卢参谋让他们回连队。我暗暗松了口气。
卢参谋把我带到打字室，两个女打字员正在打字。他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让我看报纸，然后给守备营打电话，核实本月战士外出情况。我到报架上拿过《解放军报》，一页页地往下翻，都是有关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报道。对比为国捐躯的英烈们，我却以这种方式参与了这场战争，愧疚得无地自容，眼泪滴在报纸上。隔壁有人接电话，说军区调查组明天上岛，做好接船工作。我的心又悬起来。
会议室里，守备区各部门首长针对“僵指”事件，进行检讨，发表处理意见。有的首长认为，一个连队文书胆大包天，竟在大战即将爆发之际私自给前线部队开“证明”，并引起高层的关注和愤怒，极端藐视“条令”“条例”，决不能姑息容忍！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和想法，都起到了动摇军心、煽动部分调出战士对本部队不满情绪的作用，应该记大过处分、开除军籍、武装遣送回原籍。
有的首长认为，“僵指事件”的发生，是由于部分基层干部存在“甩包袱”“本位主义”“目光短浅”“无全局观念”等原因所造成，应该负主要责任，逐级追究，不能让一个战士承担全部责任。对该文书一个给予纪律处分之后，做中途退役处理。并且，将问题战士调转出去的情况，在兄弟部队也发生过嘛。
董处长听完之后，说：“我来守备区之前，首长找我谈话，作了重要指示，我是带着尚方宝剑而来。该文书的行为不能视为有功，但是无过。要对该文书进行遵守《条令》教育，不鼓励这种行为。既不能对该文书做中途退役处理，更不能武装遣送回原籍。为什么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之时，高三连将残疾战士送往前线？假如北方真的爆发战争，万不帮以一根僵指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是一种什么结局？假如全把残疾战士调到前线，真正的战斗骨干留在后方，如何克敌制胜保证打赢？单单以甩包袱、本位主义、目光短浅、无全局观念等托词，怎能自圆其说？你们不感到自责吗？你们在大事大非面前迷失方向，给整个部队造成了不良影响，不但不深刻检讨自己，反而把责任推到一个战士身上，这公平吗？就算把这个文书遣送回家，事情不但没结束，更会变得不可收拾！凭该文书的水平、性格、气质和担当，不到北京找军委主席告状才怪！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如果北方有战事，有的同志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在座的各级领导深深地低下头。董处长继续说：“当我看见该文书穿一身带补丁的军装，本能认定是个好兵。指导员告诉我，他的军装一下发就寄回家里，每当守备区会操和上级首长来连队，都让他躲进山上坑道。我建议，马上给该文书换一套新军装，缀上新领章帽徽。”意见统一之后，董处长给警备区军务部打电话汇报情况，问题已经解决，建议军区“僵指”调查组不用兴师动众上岛处理，得到军务部首长的赞同。卢参谋把我带到会议室，气氛已经完全不同。
军务科长客气地让我脱下身上的旧军装，换上一套崭新的军装和新军帽。董处长见我衬衣后面有血迹，让我脱下来查看。我脱下衬衣，露出后背上的几道伤痕，将昨天晚上发生在禁闭室里面噩梦般的一幕，向在坐的首长和盘托出。
董处长很生气，责令守备区追查责任严肃处理，将处理结果上报要塞区。
卢参谋让我把旧军装里面的东西掏出来，送到后勤仓库交旧。我的上衣口袋里，还有一支油笔和一张折成几折的《前进报》，在空白处，密密麻麻地记着素材。董处长展开，看不清上面的字，让我念给他听。
一阵海风徐徐吹来，扎根在山坳里的几棵松树轻轻摇晃，像几个战士交头接耳。风越刮越大，松树们剧烈摇摆，又像首长们在面红耳赤地激烈争论……
董处长和在场的首长都忍不住笑了。我的裤袋里只有二分钱，歌谱《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一颗小鹅卵石。董处长问：“你每个月的津贴都干什么花了？”我说：“我自己只留五角钱，其余的全寄回家了。”他问：“你用五角钱买什么？”
我说：“买牙刷牙膏，剩下的钱买稿纸。”他问：“什么牌子牙膏和牙刷这么便宜？”我说：“红领巾牌。”他问：“剩下的二分钱准备买什么？”我说：“买四页稿纸。”他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元钱给我，我眼睛红了，把钱还给处长。
在座的首长看了，都低下头。处长又问：“这颗小鹅卵石干什么用？”我说“我用来练捏力。”他伸出一只手：“你捏一捏。”我轻轻地捏了一下他的手腕，他疼的受不住。当他知道歌谱是我根据收音机记词记谱，非让我唱歌不可。
这支歌一解禁我就会唱，赵恩才总也听不够，在雁过山打石子的时候，我一天给他唱好几遍。我亮开嗓子声情并茂唱完，在座的首长们热烈鼓掌。
我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懵懵懂懂就像做梦。
董处长亲切地说：“你别背包袱，回连队继续当文书，好好工作。”
我“咔”地立正，给在座的首长们依次敬礼，劫后余生般回连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