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旧势力的反击并未停止。几天后，一份由十几位致仕老臣、地方大儒联名上书的《劝学疏》，被以一种近乎“公车上书”的形式，递到了通政司。
这份《劝学疏》通篇未提具体政事，而是大谈“正道”、“人心”，强调“君子不器”，认为士子当潜心圣贤经典，明心见性，方能治国平天下。文中虽未直接否定格物之学，却处处暗示“奇技淫巧”乃是“末流”，若士风因此而变得“重利轻义”、“舍本逐末”，则国运堪忧。
这无疑是对科举改革、对帝国重视格物之风的一次软性狙击。它试图从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来否定新政的合法性，动摇其人才根基。
这份《劝学疏》在士林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许多保守的读书人纷纷传抄，引为圭臬。
李瑾看着这份引经据典、道貌岸然的《劝学疏》，眉头紧锁。他可以用权力压制直接的反对，却难以轻易驳斥这种占据道德高地的“劝谏”。
“陛下，”林薇看过疏文后，却显得很平静，“他们怕了。怕的是思想的变革，怕的是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学问和价值观，不再被奉为唯一圭臬。这是好事。”
“好事？”李瑾不解。
“这说明，新政真的触动了根基。”林薇淡淡道，“思想的壁垒，比利益的壁垒更难打破。但一旦开始松动，便是真正的进步。我们不必与他们争论孰是孰非，只需让时间，让那些因格物而受益的百姓，因新算而提升的效率，来证明一切。”
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锐光：“至于这份《劝学疏》，或许，我们可以让它发挥另一种作用。”
数日后，帝国发行量最大的《邸报》上，在刊载朝廷政令之余，特意开辟了一个小小的“格物杂谈”栏目，首期便匿名（实为格物院博士所撰）刊登了一篇短文，题为《格物与致知——兼论“利用厚生”之本》。文章以浅显的语言，阐述了格物之学并非排斥圣贤之道，而是“格万物之理以达天人之际”，是“致知”的必经之路，并将“利用厚生”与儒家仁政思想相结合，论证发展技术、改善民生才是真正的“大道”。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短文在士林中引发了远比《劝学疏》更为广泛和激烈的争论。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在茶楼、书院、乃至朝堂之下，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思想交锋。
李瑾和林薇，则冷静地注视着这场由他们间接引导的论战。他们知道，这不仅仅是新旧观念的碰撞，更是为帝国的未来，争夺着思想的疆域。
而在那深宫苑囿之内，年轻的太子李昊，一边关注着朝堂与市井的纷争，一边依旧沉浸在他的机械世界与星空幻想之中。他隐约感觉到，父皇母后正在应对着远比朝政更为宏大、也更为危险的挑战。而那幅锁在柜中的星图，仿佛夜夜都在低语，召唤着他那颗充满好奇与探索欲望的心，去向那凡人从未踏足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