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底的北疆，气温已然攀升，正午的阳光带着不容忽视的灼热力道。校园里，梧桐树荫成了最受欢迎的庇护所，学生们也纷纷换上了轻薄的夏装。女孩们的裙摆随风轻扬，男孩们穿着短袖t恤，空气中弥漫着独属于初夏的、躁动又鲜活的气息。
然而，在这片日渐热烈的氛围中，沈雯晴却像是一个不和谐的、凝固的音符。
她依旧穿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厚实的蓝色劳动布长裤，上身是一件看起来就闷热的、长袖的格子衬衫，纽扣一丝不苟地扣到最上面一颗。这身打扮，与周围格格不入，仿佛还固执地停留在春寒料峭的时节。
走在校园里，她能清晰地感受到偶尔投来的、带着些许诧异的目光。那些目光像细小的针尖，轻轻刺着她本就敏感不安的神经。她知道自己这身打扮很奇怪，很突兀，但她就是无法说服自己换上箱子里那几件母亲新买的、颜色更鲜亮、布料更轻薄的夏装。
一种深层的、连她自己都难以完全理解的混乱，正在她内心激烈地交战。
她发现自己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变化，更是内心世界的悄然颠覆。
比起前世作为沈文勤时那个目标明确、情绪内敛、甚至有些钝感的自己，也比重生初期那个一心只想改变命运、咬牙硬扛的状态，现在的她，似乎变得……格外“脆弱”。
她更容易被一些细微的事物触动。看到一片叶子旋转着落下，心里会莫名泛起一丝惆怅；听到一首不知名的忧伤旋律，鼻尖会微微发酸；甚至偶尔看到林薇那执着又带着哀怨的眼神，除了烦躁，心底深处竟也会掠过一丝极其微弱、被她立刻强行压下的……类似于怜悯的情绪？
这种不受控制的、细腻的情感波动，让她感到无比陌生和强烈的不适。这和她认知中的“自己”——那个理性、冷静、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男性思维”——背道而驰。仿佛有一个陌生的、感性的灵魂，正试图在她体内扎根，并不断蚕食着她熟悉的、赖以生存的理性堡垒。
更让她感到恐慌的是，有时在深夜，盯着黑暗中模糊的天花板，她会陷入一种诡异的自我怀疑：前世那个作为沈文勤活了近四十年的男人，真的存在过吗？那些记忆，会不会只是自己卧病在床时，因为身份认知障碍而臆想出来的一个漫长而逼真的梦？
尤其是当她对比两种截然不同的“父母之爱”时，这种不真实感尤为强烈。
前世的记忆里，父母的脸庞总是被愁苦和焦虑笼罩。他们像拧紧发条的陀螺，为破产后的生计不停奔波，疲惫而麻木。他们对“他”这个儿子唯一的、执拗的期望，就是“一定要考上公务员！”“必须当上官！”。仿佛只有那样，才能彻底摆脱底层挣扎的泥潭，光宗耀祖，扬眉吐气。那份爱，沉重、苛刻，带着孤注一掷的压迫感，让前世的“他”时常感到窒息。
而当“他”终于如他们所愿，挤进那个看似光鲜体制内，却发现日子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枯燥文件整理、替领导端茶送水、以及看着那些有关系有背景的同事轻松晋升，自己却拿着微薄的薪水，在无形的排挤中艰难喘息时，那份期望就变成了更沉重的枷锁。
他至今还记得，当他终于无法忍受那种令人窒息一眼望到头的未来，鼓起勇气向父母提出，想辞掉工作，重新学习，去南方新兴的互联网企业碰碰运气时，家里掀起了怎样的惊涛骇浪。
母亲当场就摔了手里的杯子，尖利的声音几乎要刺破耳膜：“辞职？！你是不是疯了！我们辛辛苦苦供你读书，托人找关系让你进去，你现在说要辞职？去那种私企给人打工？朝不保夕的，有什么前途！脸都让你丢尽了！”
父亲更是气得脸色铁青，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没出息的东西！就知道异想天开！公务员这么好的铁饭碗不要，非要去搞那些歪门邪道！玩游戏还没玩够吗？我看你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玩游戏”成了他一切“不务正业”的原罪。似乎他所有对枯燥现实的反抗，对另一种可能性的向往，都可以被归结为“网瘾”和“玩物丧志”。从那以后，家对他而言，不再是港湾，而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压力舱。每次推开那扇门，迎接他的不是温暖，而是父母失望、讥讽的眼神，以及无休止的、关于“稳定”、“体面”和“别人家孩子”的唠叨与谩骂。他只能将自己更深地埋入游戏和网络技术的世界，那里有他能够掌控的规则，有他凭借努力就能获得的认可与成就，那是他灰暗现实中唯一透气的缝隙，却也因此被父母更加猛烈地批判为“逃避现实”、“无可救药”。
而这一世呢？
父亲沈卫国，那个曾经只会用粗嗓门吼叫、用冷硬态度打压儿子的严父，如今看向她的目光里，竟然会流露出笨拙的小心翼翼和隐约的担忧。他会默默把她喜欢吃的菜推到她面前，会在她晚归时，沉默地坐在院门口等她。
母亲白玲就更不用说了。手术前后那无微不至的照顾，那种仿佛要将过去十几年亏欠的温柔一次性弥补回来的架势，那种看着她时，眼里几乎要溢出来的、带着失而复得般珍惜的爱意……这一切，都让她有一种踩在云端般的不踏实感。
为什么对“儿子”那般严苛，仿佛不成功、不按既定路线走便是罪人？为什么对“女儿”却可以如此宽容，甚至带着几分无需理由的、小心翼翼的呵护？
难道仅仅是因为性别吗？还是说，这一世的父母，与记忆中的父母，根本就是不同的存在？
这个认知，让她心底发寒。她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仿佛她前世的挣扎、努力、以及所承受的压力，在这一世的“女儿”身份面前，都成了一个荒谬的笑话。
这种身份的割裂感、父母态度巨大反差带来的冲击，以及对自身情感变化的不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片浓得化不开的迷茫沼泽。她被困在其中，找不到方向，喘不过气。
而所有这些内心的困顿和迷茫，最终都直观地反应在了她的外在行为上。
她开始近乎偏执地穿着厚重、保守的衣服，仿佛那层多余的布料能构筑起一道屏障，隔绝外界探究的目光，也试图封印住体内那个正在苏醒的、让她感到陌生的“女性自我”。
她也不再认真打理头发。曾经，在白玲的指导下，她学会了扎简单的马尾，偶尔还会用根素色的发绳。但现在，她只是用一枚最普通的黑色铁发卡，粗暴地将总是垂下来遮挡视线的刘海和前额的碎发，胡乱地捋到脑后，固定住就算完事。她看着班里那些男生随手扒拉两下就利落清爽的短发，心里偶尔会闪过一丝羡慕，一种想要模仿那种不羁和随性的冲动，但每次抬手摸摸自己已经长过肩膀的头发，又会被一种无力的违和感击中。